作者：张国刚
来源：中华读书报
今年11月17日是北宋著名史学家与政治家司马光诞辰一千年。
司马光之所以闻名于世，是因为他编写了一部不朽的史学名著《资治通鉴》。这部编年体通史正文300多万字，加上考异与胡注，约600万字，共294卷，记载了战国到北宋建国前的历史，内容包括政治、军事以及经济、文化等。《资治通鉴》的唐五代部分，编撰在两《唐书》和新旧《五代史》之后，作者在正史之外，引用的各种史料多达二百多种。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部分，在资料取舍上，都有专业眼光下的甄别和严格的考订。同时，《资治通鉴》又是一部政治教科书，受到历代政治家的重视。《资治通鉴》还影响了史学体例的创新和发展，包括李焘、朱熹、袁枢、胡三省、王夫之、毕沅、陈垣在内的古今学问家、思想家都有围绕着《通鉴》而创作的著述出版。
一、司马光家世与生平
司马光，字君实，宋真宗天禧三年十月十八日（公元1019年11月17日）出生在河南省光山县，祖籍是陕州夏县（今属山西省运城市夏县）涑水乡，世称涑水先生。
关于司马光的家世和生平，苏轼（1037-1101年）撰写的《司马温公行状》（以下简称《行状》）是第一手资料。南宋史学家王偁（历高孝光宁四朝、约略与朱熹同时）《司马光传》，《宋史》卷三百三十六《司马光传》，则代表了南宋及元朝史家对司马光的记述。
根据苏轼的《司马温公行状》等资料的记载，司马光祖父炫，进士及第，仕宋试秘书省校书郎、知耀州富平县事（今陕西省富平县）。父亲司马池（980-1041年），官吏部郎中、充天章阁待制。他们这一支是西晋安平献王司马孚之后。司马孚是司马懿之弟，在《资治通鉴》里，编撰者的这位开宗之祖，始终以曹魏忠臣的面目出现。北魏时，先祖司马阳在山西做官，死后葬于当地，司马家族的一支从此就在这里繁衍。隋唐以后家道中落，在祖父司马炫之前，数代皆为布衣，此后至于司马光，父祖皆为进士出身，他属于仕宦出身的第三代。
父亲司马池幼年丧父，矢志于读书入仕。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司马池进士及第，做过几任地方官吏。天禧三年（1019年）三月出任光山知县，当年十月，次子出生，父亲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司马光。
司马光幼承庭训，青少年时代随着在河南、陕西、山西各地为官的父亲生活。六岁开始读书识字，生性颖悟，记忆力强，对于理解历史有天赋。青少年时代，发愤读书，圆木警枕，《宋史》本传说他，“于物澹然无所好，于学无所不通”。仁宗景祐五年（1038年），年甫二十，考中进士甲科，从此步入仕途。
他最初任华州判官，为了与在杭州做官的父亲比较接近，获准调任苏州判官。但是，由于1039年母亲去世，接着1041年父亲去世，司马光丁忧去职，并未能去苏州莅任。至1044年丁忧期满，司马光再度出仕，签书武成军（治所在今山东）节度使判官、次年知丰城县事。
仁宗庆历六年（1046年），司马光被征召到朝廷任大理评事、国子直讲，寻改大理丞。从此直到1054年离开开封，他在首都任职前后有八年。这期间，父亲的故友庞籍（988-1063年）出任枢密副使。庞籍在与司马池交往的时候就很欣赏司马光的才华，因而推荐他召试馆阁校勘，同知太常礼院；迁殿中丞，史馆检讨，修日历，加集贤校理等职。司马光历任的这些馆职选拔很严，是北宋士人仕途生涯中令人羡慕的清要之选。
司马光仕途的第二个阶段，也与庞籍有关。1054年，庞籍出知郓州，再迁并州，皆辟司马光通判州事。在并州通判任上，他提出对咄咄逼人的西夏采取强硬措施，经济上断绝互市，军事上修筑城堡。可是，有边将肇起事端，轻率出兵进击，被西夏打败。司马光主动将责任揽归自己，最后庞籍作为边帅承担了首责。这次强硬的边防政策失利，也许对司马光后来在对外关系上偏向保守的态度，有一定影响。
司马光再次到中央任职是1057年，几近不惑之年。他先任太常博士，祠部员外郎、直秘阁，判吏部南曹；再迁开封府推官，赐五品服。此后，他在首都地区工作了多年，特别是担任了天章阁侍讲，有机会直接接触皇帝。再迁起居舍人，同知谏院。
司马光这两段中央任职，第一阶段是馆职，第二阶段是谏职。馆职是检讨文史，增益学问，对于酷爱读书的司马光来说，是如鱼得水；谏职是对军国大政向国君提不同意见，范仲淹曾任谏职，其《灵乌赋》有“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之句。北宋谏职素来咄咄逼人，司马光担任谏官长达五年，对于许多军国大事，都提出过自己的犀利看法。
司马光仕宦生涯经历了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是北宋王朝政治的多事之秋。仁宗赵祯（1010-1063年）无有子嗣，1035年，抱养了年仅4岁的濮王赵允让之子，即后来的英宗赵曙（1032-1067年）。四年之后由于苗妃（苗妃是仁宗乳母许氏之女）为仁宗生了儿子赵昕，这是苗妃的第二胎（头胎为长女福康公主），赵曙又被送出宫回到生父身边。这是1039年，赵曙8岁，处在懂事又不全懂事的年龄，送入宫又送出宫，心中的憋屈，可以想见。
1043年，5岁的赵昕夭折。这时仁宗年仅33岁，虽说膝下无子，难保哪一个妃嫔还会生出儿子来。这样赵曙入宫的事就给搁下了。直到至和三年（1056年），仁宗身体健康出了问题，谏官范镇（1007-1088年）首发其议，建议早立子嗣。范镇是司马光终生的忘年密友，两人的政治见解相契，时任并州通判的司马光也三次上疏，论及早立太子。及任谏职，司马光更是当面向仁宗提出其事。嘉祐七年（1062年）八月初四，赵曙被立为太子。半年后，仁宗崩驾，英宗赵曙方才继位。这一次政治上的正确行动，对于司马光后来的仕途生涯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在英宗朝（1063-1067年），司马光继续担任谏职，并升任龙图阁直学士。但是，英宗对于司马光的谏言大多听而不纳。1065年，司马光力辞谏职获准，开始自家编纂《通志》（即《资治通鉴》前名）。神宗即位，任命为翰林学士，充侍讲学士。神宗启用王安石变法，司马光持反对立场，主动要求到洛阳去专职修史，长达十五年之久。尽管期间他一直就变法之事发表批评意见。但是，编纂《资治通鉴》是他当时的主业。
1085年4月，宋神宗崩驾，年幼的哲宗即位，太皇太后高氏（英宗的皇后）垂帘听政，立即召回司马光主持朝政，一年多以后司马光去世。
二、《资治通鉴》的编纂及其旨趣
编写《资治通鉴》这样的杰出史学著作，需要史学、史才、史识、史德。司马光学富五车，尤其具有历史癖。孩童时代，听人讲《左传》，就很入迷。他自己说：“独于前史，粗尝尽心，自幼至老，嗜之不厌。”
根据司马光本人的说法，在英宗皇帝时，他曾经编写《历年图》一书，“上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尽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略举每年大事，编次为图，年为一行，六十行为一重，五重为一卷，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共成五卷”。显然，这部《历年图》其实就是日后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的提纲。司马光还奉神宗旨意编写了《国朝百官公卿表》，记载建隆元年（960年）至治平四年（1067年）将近半个世纪的当代史。此外，他接着又编写了二十卷的《稽古录》，上自伏羲，下至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前404年）。这样一来，司马光在编纂《资治通鉴》之前，已经有了一部个人撰写的上自伏羲下至神宗即位的简明中国通史。这是他编写《通鉴》的重要基础。
在编写这套“简明中国通史”的同时，司马光已经开始了《通志》的写作。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司马光献上自己写作的八卷本《通志》，记载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至秦二世而亡的历史。其中，周纪五卷、秦纪三卷，与现在的《资治通鉴》的分卷一致，这应该就是《通鉴》最初的稿子。这八卷内容，当是在《历年图》中的战国和秦朝这部分提纲的基础上增补完成的。司马光把《通志》献给英宗皇帝，得到赞赏。英宗感念司马光对于自己被立为皇嗣的支持，政治上不用司马光，但满足了司马光编纂历史书的愿望。英宗下诏设置书局于崇文院，编写《历代君臣事迹》一书。司马光牵头，他可以自己挑选人员，官府负责拨给经费。皇帝想让司马光把精力放在编修《资治通鉴》上，而司马光心中也一直有一个接续《春秋左传》编撰编年体通史的梦想。作为政治家的司马光没有得到皇帝的赞赏，作为史学家的司马光却得到了皇帝的重视。
治平四年（1067年）初，英宗崩驾，神宗即位，继续支持司马光的编纂工作。神宗在阅读了司马光的部分初稿后，赞赏不已，以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特赐名《资治通鉴》，并把自己为端王时府中数千卷藏书也赐给书局，供编修时使用。神宗还提前写了《序》文，当面交给司马光。这也是对司马光的一种鼓励和安抚。
在政治操作上，神宗皇帝也是更看重王安石，而不是司马光。这一点与乃父英宗没有区别。神宗即位伊始，任命司马光为翰林学士，因为与主持“熙宁变法”的王安石意见不合，司马光辞去了在朝廷的职务，要求专门到洛阳去修史，得到了神宗的批准。至此，一项为皇家支持的巨大的文化工程得以全面展开。
司马光的修史班子有刘恕（1032-1078年）、刘攽（1023-1089年）、范祖禹（1041-1098年）以及司马康（1050-1090年）等人为助手。这些人在对北宋时政的看法上，与司马光高度一致。当时的工作程序是，先立“丛目”，估计司马光的《历年图》应该是这个编纂大纲的基础，但是《丛目》与《历年图》中的纲要不同在于，《丛目》是带有史料出处性质的资料汇聚，比如范祖禹编纂唐史部分的《丛目》，司马光指示说：
梦得今来所作《丛目》，方是将《实录》事目标出，其《实录》中事应移在前后者，必已注于逐事下讫。（假如《实录》贞观二十三年李靖薨，其下始有靖传。传中自锁告变事，须注在义宁元年唐公起兵时；破萧铣事，须注在武德四年灭铣时；斩辅公祏，须注在七年平江东时；擒颉利，须注在贞观四年破突厥时。他皆仿此。）自《旧唐书》以下具未曾附注，如何遽可做《长编》也。请且将新、旧《唐书》纪、志、传及《统纪补录》并请诸家传记小说，以至诸人文集稍干时事者，皆须依年月注所出篇卷于逐事之下。《实录》所无者亦须依年月日添附。无日者附于其月之下，称是月；无月者，附于其年之下，称是岁；无年者附于其事之首尾。
可见，正如“丛目”二字所示，一是史源之丛编，二是事目之清晰。
在《丛目》的指引下，助手们广泛搜集资料，汇集为“长编”；助手们的具体分工是，刘攽（字贡父）负责汉魏三国部分；刘恕（字道原）负责晋南北朝隋代部分；范祖禹（字淳甫，又字梦得）负责唐代部分，五代部分则刘恕等负责。司马光的公子司马康担任部分校勘和协助工作。参加校勘的还有黄庭坚等。
最后司马光删削长编，编撰定稿。长编与定稿之间，还有一个对史实的歧异记载进行考订的程序，其成果是“考异”三十卷。
《资治通鉴》的编修正式成立编纂机构是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治平四年十月，神宗赐序言，元丰七年（1084年）十一月最终完稿进呈。
从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的程序可以看出，司马光的雄心有两个，一是编纂一部给君王提供借鉴的政治教科书，另一个是编纂一部详实可信的中国通史，后面一点可以从其《通志》这个最初的朴实书名中看出来。四库馆臣评价说，《资治通鉴》一书，网罗宏富，体大思精。假如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的目标停留在“资治”这一点上，他完全没有必要写这么大的篇幅，朱熹的《通鉴纲目》就是浸润了政治诉求的教科书，更未必要那么繁琐的考证。
陈垣先生说，《通鉴》书法，不尽关褒贬，除了“臣光曰”抒发胸襟，“余则据事直书，使人随其实地之异而评其得失，以为鉴戒”。笔者在阅读《资治通鉴》过程中，也有陈垣先生相同的感觉，即司马光本人的思想旨趣是一回事，司马光记载的历史事件本身透露的思想观点是另外一回事，这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问题。但是，这两个既有交织又有冲突的诉求，构成了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的基本动力。
司马光有十分丰富的从政经历，从地方到中央，从南国到北陲，从馆阁、谏诤之职，到主持地方政务之任，面临过很多复杂的政治、军事和社会问题。司马光又是一个有深厚学术修养的史学家，他在从政之暇，写作过很多历史评论文章，《司马光集》卷七十、七一收录了17篇，《四豪论》论战国四大公子与《资治通鉴》战国部分的论述基调一致，《才德论》与《资治通鉴》卷一开篇对于智伯的评论类似。司马光不仅希望“致君尧舜上，但使风俗淳”，而且有很深的历史癖，他甚至认为自己凡事皆不如人，独于诸史，粗尝尽心，“自幼至老，嗜之不厌”。司马光自己说过，“臣今所述，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非若《春秋》立褒贬之法，拨乱世反诸正也。”司马光当初发心编纂《通志》的时候，后来得到英宗的支持设置书局编书的时候，以及后来神宗赐名《资治通鉴》继续编纂的时候，司马光编书的思路、宗旨，一直受到资治性和学术性这两条线索的支撑。我们阅读《资治通鉴》，也要明白作者的这样两种写作旨趣。
然而有些看起来客观的书写，也要明白其背后有政治动机。《资治通鉴》的纪年最理性客观。比如，三国纪年，以魏为正统，上接东汉，下启西晋；在这个问题上比朱熹《通鉴纲目》以刘备为正统要高明。朱熹的写法反映了南宋朝廷对于刘备继承东汉在成都建立政权有同情心。南北朝的纪年，《资治通鉴》以南朝为正统，而且到隋文帝统一全国之后的589年，纪年才从南朝转到北朝，顺理成章。可是，清朝人编纂的《纲鉴易知录》，在南北朝部分，则以干支纪年，这反映了清朝史家不愿意委屈北方少数族建立的政权的考量。但是，我们反过来考问，《资治通鉴》以承继中原的曹魏政权为正统，固然比较客观务实，又何尝不是因为北宋的建立，也是唐五代政权的延续这个因素呢？
三、如何研读《资治通鉴》
当然，从司马光编纂该书开始，《资治通鉴》就是历代帝王的政治教科书。
在熙宁变法间，司马光除了在洛阳编纂《资治通鉴》外，还要到开封迩英阁侍讲，内容就包括讲读《资治通鉴》。
熙宁二年（1069年），十一月庚辰，神宗御迩英阁，司马光读《资治通鉴》至汉曹参代萧何事，曰：“曹参不变萧何法，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时，天下晏然，衣食滋殖。”神宗说：“曹参常守萧何之法不变，可乎？”司马光回答说：“何独汉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汤、文、武之法，虽至今存可。”
熙宁三年（1070年），翰林学士司马光读《资治通鉴》至贾山上疏，因言从谏之美、拒谏之祸。帝曰：“舜堲谗说殄行。若台谏为谗，安得不黜！”及退，帝留光，谓曰：“吕公著言藩镇欲兴晋阳之甲，岂非谗说殄行？”光曰：“公著平居与侪辈言，犹三思而发，何故上前轻发乃尔？外人多疑其不然。”帝曰：“今天下汹汹者，孙叔敖所谓‘国之有是，众之所恶也’。”光曰：“然。陛下当察其是非。今条例司所为，独安石、韩绛、吕惠卿以为是耳，天下皆以为非也。陛下岂能独与此三人共为天下邪？”
光又读至张释之论啬夫利口，曰：“孔子称恶利口之覆邦家者。夫利口何至覆邦家？盖其人能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以贤为不肖，以不肖为贤。人主信用其言，则邦家之覆，诚不难矣。”时吕惠卿在坐，光所论，专指惠卿也。
可见，《资治通鉴》汉初部分，在这个时候已经有了成稿。司马光在讲读过程中，针砭当代变法事件，试图影响当朝皇帝的政治观点。这种诉求会不会投射到司马光的编纂中去呢？
由此我想起了伟大的佛典翻译家鸠摩罗什（344-413年）。鸠摩罗什翻译的300卷佛经，却是一个破了戒的和尚。《梁高僧传》本传记载，他在临终之前，“于众前发诚实誓，若所传无谬者，当使焚身之后，舌不燋烂。”火化后，果然应验了他的誓言。我想借这个故事来说《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即使司马光个人的政治见识有时代和个体的局限，但是，他编纂的历史著作却是信史。司马光与王安石是政敌，也是朋友。王安石当政并不对司马光穷追猛打；王安石死后，司马光对他的个人品德也有充分的肯定，在病榻上仍然为王氏的丧葬待遇说公道话。这就是君子之交。一般后代为前朝修撰正史，难免有拉抬本朝、贬低前朝的政治动机，但是，司马光的这部通史，则不存在这样的需求。
除了前八卷之外，《资治通鉴》汉唐及五代部分的史料搜集功夫，即《长编》的编纂都来自于写作团队，司马光只是在他们搜集的史料基础上进行整理、剪裁、加工，《考异》三十卷，记录作者史料取舍的理由，因此，我们对于《资治通鉴》记载的客观真实性是无可怀疑的。换句话说，即使司马光有自己的政治态度，但是，扭曲史料和事实来为自己的政治立场服务，是违背司马光的史学良知的。这是我们读《资治通鉴》应有的认知。
王夫之（1619-1692年）《读通鉴论》是最全面的一部《资治通鉴》评论性著作，对于史实与史法都有精深的讨论。卷末的《叙论》谈到其撰写宗旨，也谈到其对如何阅读《资治通鉴》的看法。如其《叙论四》云：“旨深哉，司马氏之名是编也。曰《资治》者，非知治知乱而已也，所以为力行求治之资也。”也就是说，不光是知道历史的治乱兴衰，还有作为实践的指南。
但是，历史与现实毕竟是有区别的，“夫治之所资，法之所善者也。善于彼者，未必其善于此也。”关键是我们要用“心”（深思熟虑）去体察古今之时宜与事势。“以心驭政，则凡政皆可以宜民，莫非治之资；而善取资者，变通以成乎可久。”
在这里，对古人的作为要有同情的了解，对古人的谋略要有换位思考的情怀，“设身于古之时势，为己之所躬逢；研虑于古之谋为，为己之所身任。”把自己放在历史的场景中去学习历史的智慧，“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为之忧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为之斟酌，而今之兴利除害者在矣。”这样，古人的“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古今之“同可资，异亦可资也。”
我们说历史是一面镜子，镜子挂在墙上，可以照见我们的衣冠颜容，“顾衣冠之整、瞻视之尊”，但是，如何整衣冠，如何尊瞻视，镜子本身是无能为力的，“鉴（镜子）岂能为功于我哉！”历史的经验只有通过我们内心的消化，“其得也，必思易其迹而何以亦得；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乃可为治之资”。
通过王夫之这番梳理，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两点认识，第一，《资治通鉴》是一部记载历史上家国兴衰、治乱得失的书；第二，《资治通鉴》中的历史叙述，并不会提供直接的解决问题的方案，需要我们根据自己所处的时势、条件加以分析判断。由此看来，司马光的“臣光曰”只是他自己的一种分析判断，我们后人读《资治通鉴》不应该照搬司马光的判断。这是我们在阅读《资治通鉴》的时候需要明白的。
总之，《资治通鉴》的历史鉴戒功能，首先来自历史本身的特性。其次，则是司马光严谨治学所带来的信实记载。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资治通鉴》所记载的时段，包含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这1362年的历史，是中华政治文明发展史上的奠基时代。它完整地记录了周秦之际的巨大变革，即从分封制走向郡县制的关键时期；虽然百家争鸣、商鞅变法不是《通鉴》记载的重点，但是它却完整地记载了这场波澜壮阔变革的政治背景舞台。秦汉时代奠定了中国文明的基本格局，包括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政治结构，政府掌控下的商品经济发达的经济特色，以及儒法合流“霸王道杂之”的思想结构，都是在秦汉时期形成的。魏晋南北朝是儒释道既融合又斗争的重要时期，也是民族融合与制度变革的重要阶段。进而隋唐五代则出现了东亚文化圈形成和发展的一个高潮，而汉唐间的文化与制度变革又为宋代以后的历史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总之，《资治通鉴》记载的这一段通史，诚如梁启超所言，是迄今没有任何一部史书所能超越的，从而构成了它不朽的价值。换句话说，要了解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要对这段历史获得一个翔实而又可靠的总体认识，就必须深入阅读《资治通鉴》。
我想再引申一下讨论。严复翻译穆勒(John Stuart Mill)《论自由》，改书名为《群己界权论》，非常具有见识。什么是自由（自繇）？“由一人一己之自繇，乃至一会一党之群体，须明白群己权限之划分，使不偏於国群而压制小己，亦不袒护小己而使国群受害。”资本主义的兴起，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及工业革命逐次登场，资产阶级高扬个性解放的大旗，随着走出中世纪的步伐逐渐深入，西方政治上的等级制、经济上的庄园制以及教会神权对思想的垄断，也逐渐瓦解，于是，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等对于个人权利的诉求，被西方高扬。但是，“群”的利益和权力则无形中受到了漠视，进而表现出民粹主义的倾向。这种情况，如果说此前尚不明朗，那么在全球化时代，在信息化、地球村时代，个人权利的过度张扬，却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社会的稳定，需要予以平衡，否则将损害人类整体的利益，也终将损害每一个个体的长远利益。从这个角度说，中华文明所高扬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以和为贵、仁义为本的儒家思想，大一统国家意识形态，对于解决当前世界性危机，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就中国自身情况而论，也需要从五千年中华文明历史中，发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思想、组织和制度资源。而这，也是我们今天研读《资治通鉴》的意义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