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中国共产党执政29年的历程，波澜壮阔而又曲折复杂，与今天及今后的探索直接关联。全面认识、准确把握、正确评价这段历史，意义重大。

 

一、探索，是29年历史的主题和主线

 

那虽然是一个发生过许多失误的年代，但也是一个创造了辉煌，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年代。这种正确与错误、成功与挫折错综交织的情况，正是我们年轻的共和国刚刚踏上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艰难探索的写照。所以，确定这段历史的主题和主线非常重要。有两个评价的基本依据：

 

(1)《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对新中国成立后32年(1949—1981年)历史的基本评价是：“总的来说，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这29年包括在这32年中。所以，这一评价适用于这29年。

 

(2)胡锦涛总书记2006年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五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党在85年历程中干了三件大事：第一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经28年艰苦斗争，领导人民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第二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第三件，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幅度提高了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开辟了广阔前景。“这三件大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决定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在世界上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这是对党的历史的一个总概括，也是对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后29年中取得成绩的实事求是的肯定，为我们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科学的指导思想。

 

党在新中国成立后60多年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把科学社会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历史。这里的关键词有三，一是“结合”，二是“探索”，三是“逐步形成”。其中最重要的是“探索”二字。在探索过程中，我们犯过错误，但不是为个人私利;我们努力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但有时没结合好，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教条化理解，脱离了中国国情，结果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经过挫折，我们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总结经验教训，正确认识国情，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终于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找到一条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总之，我们一直在探索，经过挫折，不断总结正反经验，直至找到一条正确道路。这就是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后60多年历史的主题和主线。

 

这样概括，是否说前后两个时期没有区别，是条直线、没有曲折呢?完全不是。两段历史的本质区别，即前29年由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认识不太清楚，所以理论和实践发生失误，探索遭到重大挫折，没能真正找到一条正确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然而，正是失误造成的严重后果，使我们党深刻反思，认识到必须解放思想，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认识到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所以，从探索适合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这条主线讲，两个时期一脉相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探索，是29年历史的主题和主线。

 

二、探索中取得巨大成就是29年历史的主流和本质

 

这29年探索，虽自1957年以后遭受重大挫折，但仍取得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项建设的巨大成就，为我国以后的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础，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所以，探索取得的成就，是这段历史的主流和本质。29年的成就可主要从五个方面考察：

 

1. 政治方面。(1)奠定了基本政治制度。即建立和巩固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这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的核心;选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组织形式;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创造性发展。这些基本政治制度延续至今，为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2)实现和巩固了全国范围(除台湾等岛屿以外)的国家统一。包括实现了民族团结、阶层(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各阶层)团结、各党派(包括各爱国民主党派)团结，实现了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等，从而根本改变了旧中国四分五裂的局面。

 

(3)基本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2. 经济方面。(1)提出过许多有重大意义的战略思想，对当时经济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有些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提出突破苏联模式，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我们党面临的第一个重大课题，即摆脱苏联模式，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风波后，毛泽东提出，搞社会主义建设不一定全照苏联那套公式，应该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这一思想本身，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就是一个巨大的开拓和创造。但这条道路是什么，没有现成答案，只能靠实践探索。党的八大前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带领全党在许多领域探索，取得的丰富思想成果，集中体现在毛泽东1956年4月的《论十大关系》和1956年9月党的八大精神中。其主旨是，把党的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移到发展生产力上来，以苏为鉴，探索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种探索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发生前。

 

提出中国工业化道路。毛泽东从中国大农业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以此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过渡。把发展农业放在重要位置，是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重要内容和特点。

 

提出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毛泽东提出中国一定要建立自己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实现经济独立，以保障政治独立，并为此提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在这一原则指导下，我国成功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包括帝国主义封锁和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等造成的困境，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取得了经济建设的辉煌成就。

 

提出“四化”宏伟目标。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总任务及两步走战略步骤。即分两步走，在20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

 

提出打破封锁，争取外援。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了长达20年经济封锁和禁运政策的形势下，我们党一方面坚持自力更生原则，另一方面灵活巧妙地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反封锁反禁运斗争，并提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在不损害国家主权的条件下，努力打破封锁，争取外援，学习外国一切有益的东西，吸收外国资金和科学技术，借鉴外国的先进管理经验等。

 

提出改革经济体制的思想。在20世纪60年代前半期的国民经济全面调整时期，毛泽东提出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思想，主要有：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搞好综合平衡，克服无计划状态和分散主义;改变农村的管理体制和管理制度;注意运用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制定各种管理条例，加强经济监督;加强财政、银行监督与检查等。在国民经济继续调整时期，又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一些探索性改革，主要有：试办托拉斯，用经济组织管理经济;改革企业管理体制;适当扩大企业和地方的管理权限等。

 

(2)取得许多实实在在的巨大成就。1949—1956年，我们在极低的起步基础上，仅用三年就迅速恢复国民经济;之后在恶劣的国际环境下取得“一五”计划超额完成的巨大成就，为工业化建设奠定了初步基础。

 

1957—1965年是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我们虽有许多失误，但总体看没有放松生产，特别是1961—1965年国民经济调整，经济有较大发展，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初具规模。工业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新兴工业部门迅速成长，新产品、新品种不断涌现，工业布局也扩展到广大内地和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同时，资源勘探、交通运输、农业基本建设、科技教育事业等，也都有很大发展。正如《决议》对这10年的结论所说：“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

 

1966年5月—1976年10月十年“内乱”，国民经济遭受极大损害，但党和人民与“左”倾错误的顽强斗争始终未停止。例如，1972—1973年周恩来总理领导的国民经济调整，使经济形势有所好转，1973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都完成和超额完成;1975年2月邓小平任国务院副总理后，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整顿，使国民经济迅速回升。他们的努力，使“文化大革命”对经济的破坏受到一定限制，国民经济仍有若干进展。但与“左”倾错误的较量是艰难的，所以这期间的经济发展，大致经历了从急剧恶化到缓慢恢复，又从畸形发展经过调整得以好转，之后再度受挫的过程。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党和人民与错误斗争的顽强与执着，这是中华民族极其可贵的精神。

 

“文化大革命”结束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是“徘徊中前进的两年”，一方面确实有“左”的错误的继续，比如“两个凡是”;另一方面，正如《决议》所说，这两年中，广大干部、群众以极大热情投入各项工作;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清查其帮派体系，取得很大成绩;党和国家组织的整顿，冤假错案的平反，开始部分地进行;工农业生产得到较快恢复，教育科学文化工作也开始走向正常。所以邓小平同志说：没有那两年的准备，三中全会明确地确立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是不可能的。

 

3. 教科文卫体方面。教育方面，29年中，学校教育的规模、质量都大为提高。新建、扩建各类高校近30所，各类中等学校的规模和质量也提高许多，大大增强了各行各业职工的文化素质，科技和管理队伍也壮大起来。各条战线都培养了大批优秀领导者和骨干人才，为以后的现代化建设打下了人才基础。科技方面，1964年，我国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结晶，在世界居领先地位。同年10月，首次核爆炸试验成功，1965年5月，第二次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打破了美、苏核垄断，提高了我国的国防能力。成功培育了籼型杂交水稻并加以推广，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的发射和回收都获成功，等等。文化方面，这个时期出版了大批优秀文学作品，塑造了许多优秀的典型艺术形象。卫生方面，一些烈性传染病被消灭或基本消灭，城乡人民的健康水平大大提高，平均寿命大大延长。同时，群众性体育事业蓬勃发展，不少运动项目取得出色成绩。

 

4. 外交方面。始终奉行社会主义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倡导和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124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发展了经济、贸易和文化往来。我国在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发展了同各国人民的友谊，支援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和新独立国家的建设事业，坚决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越来越重大的积极作用。这一切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

 

5. 国防方面。人民解放军由单一的陆军发展成包括海军、空军和其他技术兵种在内的合成军队。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得到加强，部队的素质和技术装备有很大提高和改进。在保卫、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人民解放军发挥了坚强柱石作用，战胜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侵略、破坏和武装挑衅，维护了国家安全和独立，胜利地进行了保卫祖国边疆的斗争。

 

总之，在短短29年中，我们取得的成就虽是初步的，却是宝贵的，为继续前进奠定了基础。

 

三、探索中发生失误的原因分析

 

这一时期，党在工作上、指导思想上的错误主要有：经济建设急于求成，所有制结构急于求纯，阶级斗争扩大化。这些错误带来的损失巨大，但都是在探索中发生的。

 

1. 对经济建设急于求成原因的分析。分析“大跃进”的原因，从主观讲，与我们党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等有关;从客观讲，与我国当时同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上的差距太大造成的压力有很大关系。落后就会挨打。毛泽东由此认为，建设速度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同时，毛泽东、党中央都认为当时具备了高速度条件，主要是可利用当时出现的“国际休战时间”加快建设。这些都没有错。那么，错在哪里呢?

 

从根本上说，就错在对什么是真正的高速度、怎样达到高速度缺乏正确认识，加上过分夸大主观能动作用，又没有经过调查研究，没有经过试点，就在全国大规模展开“大跃进”，搞脱离实际的高指标、高速度，严重违反经济建设规律，给国民经济带来严重后果。

 

2. 对所有制急于求纯原因的分析。我国现阶段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党中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国情做出的基本判断，是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极大飞跃。在此之前我们没有这个认识，所以容易在理论和实践中超越阶段。

 

超越阶段的原因之一：实践经验不足，思想准备也不足。在发展阶段问题上，毛泽东有过正确判断，提出过我国正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并说从“不发达”到“比较发达”要相当长时期。但由于实践经验不足，感性认识尚未充分，就不具备上升到成熟理性认识的条件。

 

超越阶段的原因之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认识不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特别艰难的原因之一，就是毛泽东在全国解放前夕所说的，以往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在繁重的经济建设任务面前，“我们必须学会我们不懂的东西”。但学习是一件艰苦的事，要有一个很长的过程，才能真正学懂。在此期间，就不免犯错误。

 

超越阶段的原因之三：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重要原理作了教条化的理解。比如，对“社会主义是全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这一社会主义基本特征，我们当年只看重了结论——建立单一全民所有制，却忽视了前提——必须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作基础，于是在生产力较落后的情况下希望建立起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这就不能不对生产力发展造成消极影响。

 

3. 对阶级斗争扩大化原因的分析。(1)理论认识上的错误。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问题，我党的理论准备不够，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不可能始终存在;社会主义时期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不是全局性的;阶级斗争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一种落后于发展阶段的理论。

 

(2)国际环境的影响。毛泽东从正确认识社会矛盾滑向“以阶级斗争为纲”，有国际环境的恶化反应到国内生活和经济建设里面的因素。

 

(3)制度方面的原因。我国封建社会历史很长，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没有完全肃清，加上种种其他原因，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制度化、法制化方面存在一定缺陷，也为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的滋长提供了一定条件。这也是许多失误发生且不能及时纠正的重要原因。

 

四、正确评价在探索中发生失误的毛泽东

 

1. 毛泽东的失误，是探索中的失误。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一直在努力探索如何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建设社会主义、如何保卫国家安全、如何赶超发达国家、如何维护劳动人民的利益和权利等一系列重大历史课题。他的成功与失误，他的光辉与瑕疵，大多与此相关，而丝毫不是为了个人私利。

 

2. 毛泽东有历史的局限。毛泽东的许多局限是历史的局限。对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探索，肯定要受到时代的和知识的限制，要求前人，即使是领袖人物，超越一切限制是不公道的。

 

3. 党中央的结论。邓小平同志在《决议》起草时提出三项基本要求：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要对新中国成立后30年历史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做出公正的评价;要统一全党的认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江泽民同志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胡锦涛同志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的讲话，都为我们指明了研究党史、评价领袖人物的方向。

 

4. 要有公正的态度。我们总结经验教训，要实事求是，着眼大局。要以鉴往知来、有利于推进党和人民的事业为出发点;以实事求是判断历史是非、得出规律性结论、提高党执政兴国能力为目的;以符合实际、符合党和国家根本利益的客观公道态度评价领袖人物的功过。

 

五、探索中前进的29年与改革开放的关系

 

1. 探索，贯穿整个60多年。新中国成立后60多年中，发展最快、最健康的是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但历史不能割断，这30多年的发展与前29年的发展分不开。前29年，虽历经挫折，但整个看来成绩是主要的，为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打下了制度的和物质的基础，提供了许多正反两方面经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正是在深刻反思前29年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才创造性地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才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上了充满希望、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征程。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这为正确认识新中国前29年与后30多年的关系指明了方向。

 

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不是对前29年的否定，而恰恰是在前29年奠定的基础上，继承其正确的，改正其错误的，与时俱进地创新发展的结果。

 

2. 我们党历来在探索中前进。在探索中前进，在纠正失误中前进，是我们党的重要执政能力之一。我们党是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伟大、光荣、正确，不是说永远不犯错误，而是说犯了错误能自己检讨、自己纠正。而自己发现、自己纠正自己犯的错误，正是一个郑重的、伟大的、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党的特质。我们党是在纠正失误、总结经验教训中发展壮大的，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理解，从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飞跃。

 

在探索中前进的中国共产党是不可战胜的，过去是这样，今后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