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时代的人们，几乎都会不由自主地将前辈的时代看作黑白色的，经过一番了解后又会幡然顿悟，其实前辈们与我们一样热爱色彩！”这是维多利亚·芬利在其所著《颜色的故事：调色板的自然史》一书中所发出的感慨。的确如此，我们常常低估历史发展的水平，而近百年来的考古发现和历史研究却让我们重新审视逝去的历史。当下，色彩斑斓的彩陶、瓷器、建筑、织绣、漆器、壁画、雕塑等遗存在考古学家的锄头下重见天日，与绘画、书法一并成为当下建构中国历史学、美术史乃至文明发展史的重要资料。然而，当我们的美术史研究日益全面并走向深入之时，为美术作品增色添彩的颜色史研究却长期缺席。《颜色的故事》一书无疑让中国读者耳目一新：原来我们的知识系统中仍然存在大量的空白，而这些恰恰是我们非常熟悉而又陌生的领域。 人类对颜色的认识历史悠久，并很早就开始制作和使用染料。据考古发现，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中国的先民们已经开始使用染料。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遗址中发现的装饰品达百余件，其中已有用矿物质颜料染成红色的石质项链。进入新石器时代，人类对色彩的运用更加娴熟，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发达的彩陶艺术以及浙江吴兴钱山漾等遗址发现的染色织物无不让我们惊叹。进入阶级社会以后，色彩被广泛应用于服饰、建筑、织绣、陶瓷、漆器、壁画、绘画、交通工具、民间美术等人类生活的诸多领域。直到今天，色彩以及相关的染料仍是我们须臾不可离开的事物。 古代先民一般采用天然物制作染料。根据染料的来源可分为植物染料、矿物颜料以及动物染料三种，其中，矿物颜料使用最早，而植物染料种类最多，应用范围最为广泛。在人类对颜色的认识过程中，技术的提高与发展是一股重要的推动力，它不仅拓展了人类生活的色彩空间，并且促进了人们对色彩的认识和运用。到19世纪中叶，西欧有机化学特别是炼焦工业的大发展，从其副产品煤焦油中分离出苯、萘、蒽等芳烃化合物，为合成染料提供了原料，染料生产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工业体系。到了20世纪，合成染料以其丰富多彩的颜色、低廉的价格、生产和染色工艺简单以及优良的牢度得到广泛应用和大力发展。天然染料在迅速崛起的合成染料面前失去了昔日的辉煌，提取天然染料染色的古老技术被慢慢摈弃并几近绝迹。如今，我国只有一些偏远山区少数民族仍沿用少数种类的天然染料，如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城乡至今还保留着古老的制作靛蓝的技艺，天然染料的衰颓之势可见一斑。 现代人在大量应用合成颜料的同时，却把关于色彩来源的认识装进了现成的颜料盒中，古代色彩那厚重的历史被尘封和淡忘。实际上，合成染料存在很大的弊端，比如会导致严重的环境污染，促使能源和资源的大量消耗，有的合成染料还能引发皮肤病，重者可致癌等。近年来，在全球性绿色革命浪潮的影响下，人们对环境和健康问题日益关注，部分合成染料的负面效应愈来愈受到关注，因此，天然染料又开始重新受到世人的重视。这一方面体现在自然科学领域，不少学者对天然染料的开发和应用做出了大量积极的探索；另一方面，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也有一些学者开始关注颜色发展的历史，维多利亚·芬利所著《颜色的故事》正是讲述了合成染料大量使用之前颜色发展的历史与故事，我相信会给中国的史学界以启迪。 《颜色的故事》原名Color:A Natural History of the Palette（《颜色：调色板的自然史》），由姚芸竹翻译，三联书店出版。作者以第一人称讲述颜色主题研究的不断深入，并伴随着广泛的长途旅行，最终撰成这本集历史、知识和游记于一身的长篇佳作。阅读此书，如同跟随作者的脚步进行一次颜色之旅，没有丝毫的倦怠，只有收获的快乐。在此，笔者略述自己的几点体会如下。 首先，该书写作体例新颖独到，篇章安排条理系统。 据说人眼大约能够区分一千万种颜色，可以说人类的衣食住行均与颜色息息相关。那么如何书写一部颜色发展的历史呢？不同学科往往会有不同的写作方式：历史学家可能会按年代编排人类对色彩认识的历史，罗列每种色彩出现和衰落的时间，然后从文献及古代遗迹的对比中考究色彩和时代的关系，这应该是比较常见的书写方式，即编年史的书写框架；而美术史家的色彩专著中，各家各派的调色板也许会被发掘恢复，他们用笔上色的程序也会被还原归真；一本实用的美术技法书则会从颜色产生的物理原理谈到色轮、色谱、互补色的概念以及每种色彩的调配方法及搭配原则，颜色发展的历史可能会捎带提及；只有化学或矿物学的专著才会提及某些颜色的出产与制造的专门知识，而著者可能不会对分子式之外的艺术效果多费半点笔墨。芬利并没有采用这些常见的叙述体例，而是另辟蹊径，选取彩虹之七色——红色（包括赭色）、橙色、黄色、绿色、蓝色、靛蓝、紫色，以及黑、白对照色共十种色彩分十章进行论述。每章以一种色彩为主题，作者在讲述每一种色彩的来龙去脉的同时，又穿插进旅途中的逸闻趣事，使得阅读本书成为一次轻松迷人、多姿多彩的色彩旅行。 其二，该书打破书斋式研究方法，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充分体现了西方人特有的治学态度。 芬利对色彩的痴迷可以追溯到八岁时她和父亲在一座教堂中的漫步，当她得知教堂蓝色玻璃的配方已经失传时，她就立志探究每一种颜色的起源与变迁。每个人都有童年的梦想，但很多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生改变，芬利也曾忘了孩提时的梦想。她大学时攻读社会人类学，专攻亚洲文化，毕业后进入商海，后来成为一名新闻记者，再后来成为一名艺术记者，就在这个时候她对色彩的热情被重新点燃。 她在阅读大量有关色彩的书籍之后，不辞劳苦走访世界各地以找寻色彩的第一手资料，足迹遍及南美、澳大利亚、阿富汗、伊朗、印度等地，她甚至还到过中国的敦煌和法门寺。为了赭色，她穿越澳大利亚腹地，与澳洲土著，包括艺术家、中间商、染色匠耐心交流，只为发掘世界上最悠久且从未中断的赭色绘画传统；为了蓝色，她铤而走险先后两次前去塔利班统治下的坎布尔，只为能够亲自考察萨尔桑的青金石矿；为了黄色，她去印度乡下靠简笔画和肢体动作探访明亮的印度黄是如何制作的：真的是让母牛吃饱芒果树叶再撒尿而得来的吗？由于语言不通，她反复表演被当地人视为粗俗的肢体动作，只为弄清印度黄的制作技艺。作为一个非专业学者，她追本求源的实证精神着实让人叹服。作为一名非专业学者，她既在践行踏实严谨的科学作风，又秉承了追本求源的实证精神，这也 是本书上市以来备受欢迎和好评的原因之一。 其三，该书对所涉及颜色的来源和发展历史进行了生动而详细的探究，为读者认识各种不同的颜色提供了知识基础，并能够激发读者重新认识不同色彩的兴趣。 颜料是如何制成的？如今，无论是艺术创作者还是艺术研究者早已习惯现成的颜料盒，对颜料背后的技术演进体系大多知之甚少。实际上，17世纪中叶以前并没有专门的颜料制作商，画家们把大量时间花在准备阶段，如达·芬奇就总是忙于稀释或混合颜料，难以真正开始作画，他的赞助人甚至对此表示绝望。17世纪中叶以来，准备画布、提供颜料、制作画笔成为专业美术供应商的工作，越来越细的行业分工致使画家们不再知晓颜料的制作过程。但“如果并不真正了解这些颜料是什么或者它们是怎样提炼的，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无法真正投入到将颜色转化为艺术的过程中”。特别是在早期，颜料的制作方式对绘画乃至其他美术形式具有今人难以想象的影响，这也是一直以来治美术史者所忽略的。实际上，如果没有管装便携油画颜料的明，画家们依然使用猪尿泡储藏的颜料，印象主义绘画的产生将会推迟，美术史则会被重新改写。 基于此种认识，作者对颜色的发展历史展开了详细的探究，比如赭色的色彩表现要取决于开采的地点；靛蓝会因为浸染的时间、碱性乃至当天的日照程度，会产生数十种不同的色彩。就连看似简单的白色，也有一段非同寻常的历史。白色能从许多物质中提取，比如白垩或锌、钡、铅，或米，或海洋生物化石，其中，铅白是白色中最伟大也最残酷的一种。一方面，铅白价格便宜，容易与油混合，成色光亮，效果非常好，特别适合绘画和化妆。因此，铅白成为几百年来欧洲画家调色板中最为重要的颜色之一，并且许多国家如古埃及、罗马、日本等用铅白制作脸霜和化妆品。另一方面，铅白有毒，渗入皮肤后会造成瘫痪和残疾，而且当遇到水媒性介质时不太稳定，随着时间的流逝容易变黑。尽管铅白的毒性早在罗马时代普林尼的《自然史》中已有记录，但很少有人关注，这让笔者联想到中国的化妆史。据记载，铅白作为一种化妆品在秦汉以后广泛流行开来，并且因为铅白化妆的流行，“铅华”一词在汉魏之际文学作品中广泛使用，如张衡《定情赋》曰：“思在面而为铅华兮，患离尘而无光。”刘勰《文心雕龙·情采》也说：“夫铅华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铅白的制作配方直到明代李时珍著《本草纲目·金石部》和宋应星《天工开物》中仍有大量记载，可见中国古代女性的美丽背后蕴含着多少辛酸！除此之外，敦煌莫高窟内大量黑色的佛教壁画人物就是因为使用铅白或铅红的缘故。因此，如果我们对颜料的制作方法乃至特性认识不足，也就很难客观、准确地分析古代美术发展的历史了。 其四，该书对颜色历史的探究不仅局限于颜色本身的描述，还对其背后的象征意义、民族信仰、经济贸易、文化交流等问题有不少阐述。 人类对颜色的运用首先得益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同时也与政治制度、审美意识、文化交流、时代精神等诸多因素密切关联。作者在行文过程中，将颜色本身以及颜色背后的人文内涵灵活地穿插于自己的论述之中，使该书妙趣横生的同时又不乏知识的传授和智慧的启迪。 在古代，颜色所代表的含义有时候会超出我们现代人的想象。在论述赭色贸易问题时，芬利讲述了一场“赭石战争”。澳大利亚艾尔湖土著居民每年都要花两个月的时间到其南部的布卡图矿采掘矿石，1860年白人的到来引发了一场“赭石战争”，但冲突的起源并非为了争夺矿石，而是为了避免土著居民在前去采矿的路途中猎食农民的羊。激烈的冲突没能解决问题，南澳当局采取了一个解决方案，将考莱赭石矿运送到艾尔湖，这样就可以阻止土著居民的年度探险。但结果并未如愿以偿，土著居民依然没有放弃长途跋涉，原因在于：一是每年的长途跋涉是一次朝圣之旅，重在获得赭石的辛苦过程；二是赭石是物物交换的重要手段，免费获得的颜料并不珍贵，还会丧失他们在当地复杂交易网中所扮演的角色；三是赭色一向用来绘制仪式装饰，考莱赭石因缺少圣矿赭石中的汞元素而缺乏闪亮的效果，因此不如圣矿赭石神圣。这也提醒我们，在研究早期社会时，许多我们今天想当然的思维模式并不奏效。 作为一本颜色专著，该书内容庞杂，纵贯古今，充分体现了作者驾驭各种材料的能力。但是，在通俗易懂的同时，该书尚欠缺几分严谨，但瑕不掩瑜，作为一个非专业研究者已经非常难能可贵。 考古发掘资料及历史文献记载均表明，中国人对色彩的运用具有非常悠久灿烂的历史，色彩被广泛应用于服饰、建筑、织绣、陶瓷、漆器、壁画、绘画、交通工具、民间美术等诸多方面。如今，这些遗存均已成为美术史研究的重要对象，然而学界对其色彩装饰及颜料发展的历史尚缺乏系统关注，在一定程度上，这也制约了美术史研究走向全面和深入。就现有资料而言，颜色史研究大有可为之处。 首先，可以结合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色彩学等相关学科知识与理论，建构颜色本身的发展历史，包括中国古代颜料的来源、产地、命名、种类、制作方法等，这实际上是古人认识与运用不同颜色的过程。 现代物理学研究证实，色彩是人的视觉器官对可见光的感觉。色彩的产生是一种自然现象，物体在光的照射下形成色彩，因各种物体质的不同，吸收与反射的光也不同，便形成了自然界变幻万千的色彩。那么，在科学技术不发达的古代，人们对色彩的认识是怎样的呢？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这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研究命题：人类对色彩的认识是如何起源的？经研究证实，大多数哺乳动物都是色盲，牛、羊、马、狗、猫等几乎不会分辨颜色，而人类的“近亲”猿则过着平淡无奇的灰色生活。人类从何时起开始认识到色彩？早期先民的色彩观念如何？有哪些染料？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有很多，需要我们深入探讨。考古学在早期颜色史的研究过程中可以大有所为：一方面，田野考古发现的天然矿物颜料、彩绘陶器、地画、岩画等为早期颜色史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另一方面，环境考 古、植物考古、动物考古等考古学分支的发展为进一步认识早期颜色提供了技术和方法支持。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代，与颜色相关的资料更为丰富，颜色史研究也更为复杂，需要历史学、文字学、美术学、色彩学等多学科的广泛参与。 其次，阐释颜色背后的社会和文化内涵。颜色不仅仅是颜色本身，它还承载着大量古代社会信息，比如颜色所反映的政治含义、等级地位、审美风尚、思想意识、文化交流等诸多问题。以古代服饰的色彩为例，早在周代，我国就将色彩分为“正色”和“间色”，其中，“正色”为纯色，通常指青、赤、白、黑、黄五色，是色彩中最重要的基本色。其中青、赤、黄可按不同比例调和配成各种色彩，今天称之为三原色，至于黑白则是对比各种色彩明暗的重要参照色。“间色”则是相对于“正色”而言，由正色调和相间而成，有绿、红、碧、紫、骝黄等色。这种颜色分类的背后蕴含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含义，如《礼记·玉藻》载：“衣正色，裳间色”，上衣下裳地位不同，颜色有异，而《论语》也记载：“君子不以绀（泛红光的深紫色）、（黑里带红的颜色）饰，红紫不以为亵服。”可 见，在当时，颜色有尊卑高下之分，并且重正轻间，表现在服装方面，正色多用于衣服表层或上衣，而间色则用于衣服的衬里或下裳，君子不能用红色以制作朝服和祭服。这充分反映当时人对色彩的认识和运用水平已经相当高，并且将色彩与政治等级相关联。后来，受礼制、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每当王朝更迭，需要“改正朔，易服色”，到隋唐时期，甚至形成“品色衣”制度，对服装颜色形成严格的制度规定。因此，当技术水平不是障碍的时候，不同颜色的运用就成为文化和制度的选择，而这恰恰能反映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色彩观念。 以上研究彼此关联，层层递进，每一个问题的解决都需要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这涉及到考古学、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美术学、色彩学、人类学、宗教学、文字学、美学、化学等不同学科。唯如此，颜色的研究才能走向深入，美术史的研究才能更为全面和深刻，期待中国的颜色史研究早日迈向辉煌。 （来源：《美与时代(中)》2013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