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18-09-26 16:55
作者：高世瑜
时间：2004年5月19日
受命为子今先生《古史性别研究丛稿》作序，不免惶恐汗颜。
——这绝非俗套谦词，按照惯例，多半都是大学者为小学者、老师为学生作序，而我于史学，不过是个“槛上”(借《红楼梦》“槛外”、“槛内”义，谓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也)学者，连门墙尚未得进入，要为子今先生这样深入堂奥的学者的学术专著作序，岂能不惶恐、岂能不汗颜?
子今先生素来是既专且博的，不仅在其专长的秦汉史与交通史方面成果累累，对史学其他领域也多有涉猎。令我意想不到的是，他居然又从斜刺里杀将出来，在妇女史与性别研究领域纵横驰骋了一番——先有《中国女子从军史》填补空白，如今又有此新著为目前尚显荒芜的古史性别研究建开拓之功；而且，两书又绝非时下流行的草率攒成之作，而是实实在在的学术著述，这不能不令我这个算是一直游走在“妇女”与“性别”边缘的人钦佩不已。
作者嘱我为序，除了出自多年的朋友之谊外，我想更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因为我较早地踏入了妇女史领域。尽管由于功力不逮兼庸碌怠惰，至今仍在“初级阶段”，毕竟跻身这一领域多年，对于与之“毗邻”的性别研究，多少算是有些了解。如同住在名园隔壁，虽然不曾深入花径观赏姹紫嫣红，总还是从篱笆缝里窥见过几分春光。本书论及的许多问题没有研究，不敢妄加评论，但站在妇女史角度读来，却颇有一番感触。
感触之一：从研究对象说，从“妇女”走向“性别”是进步，也是必然。
子今先生的新著以“性别研究”为题，更准确地说，应该是“社会性别”，即圈中人熟知的“gender”。这在中国史学界应该说还是一个新领域。而妇女史自上世纪80年代兴起后，虽然始终不曾如火如荼过，但是人们已不陌生。“性别研究”或者“性别史”是理应与妇女史有别的，那么它们之间的界限在哪里?它们之间应该是什么关系?这是一个太大的理论问题，非我所能回答，但站在妇女史角度，对此也有一点点体会可谈。依我之浅见，妇女史应该是一种社会群体史，如同其他任何社会群体史一样，表述的应该是妇女这个性别群体特有的社会生活、经济地位、思想文化等方方面面。但是在从事妇女史研究、写作时，常常会面临一种困惑：只谈论妇女而不顾及与之相对、相关的男性群体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根本不能说明问题，或者不能全面、客观地看清历史。比如，在谈论古代妇女时，人们常常引用宋代理学家程颐反对妇女再嫁的名言：“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以之证明贞节观念的加强和礼教对妇女的压迫。其实，此段名言下紧接着还有：“大夫以上无再娶礼(或作“理”)。凡人为夫妇时，岂有一人先死，一人再娶、一人再嫁之约?只约终身为夫妇也。但自大夫以下，有不得已再娶者，盖缘奉公姑或主内尔”云云，说明程老先生对男子再娶也并不赞成。他同时又说：“今世俗乃以出妻为丑行，遂不敢为。古人不如此。”可知，在反对妇女再嫁的呼声加大的同时，男子的离婚再娶也比从前受到了更多的限制与谴责。这个例子从一个角度证明了笔者的观点：“礼教”是把双刃剑，既高悬在妇女头上，也监临着男性与男权。当然，宽严程度是绝对不同的。这个例子同时也说明，讲论妇女是无论如何不能无视与之同时的男性的生存状况的。故可以说，研究对象从“妇女”走向“性别”是学术的进步，也是必然的走势。只有对于男女两性进行双向、对应的综合观察、研究，尤其是对两性之间的关系(并非单指“性”关系)进行探讨，才能写出更为科学、客观的妇女史，也才能更准确地判定两性的历史坐标与双方权利、地位的消长沉浮。当然，这只是从妇女史的角度立论，性别研究的含义远不止于此，还应该包括以性别视角观察、解读各方面的历史问题。无论从哪一角度，本书都称得上是这一新领域的开拓性成果。
感触之二：从研究主体说，男性“主流”学者的参与是妇女史与性别研究的幸事。
由于“妇女”与“性别”在史学中多少有些尴尬的边缘地位，多数男性“主流”学者往往不屑为之。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存在程度不同的“妇女史属于妇女”现象，即研究此类学问的多是女性。笔者认识两位对于妇女史颇有研究成果的男学者，一位常常向人解释自己“不是研究妇女史，而是文化史”，另一位则戏谑地称自己是“搞女人”。言词之间，似乎总有些不那么理直气壮，大约是怕被认为不务正业或者被人轻视。但是，即使是只关注一半人的“妇女史”也是需要另一半男性学者参与的。因为，无论是史学还是其他社会科学，我相信，其实任何研究者都是戴着自己的“有色眼镜”的，他们的出身、经历、性格、思维方式等等无不对研究结果产生着极大影响，而性别是其中重要因素之一。对于妇女与性别研究，研究者的性别因素应该更为重要。身为女性、戴着女性“眼镜”、站在女性角度从事研究固然有其优势，但是很可能也有其缺欠，很有可能因为“身在此山中”，反倒难识“庐山真面目”。而男女两性学者的共同参与，正可以超越狭隘的性别视角，避免性别偏见与局限，使人们对于历史的认识更趋于全面、客观、理性。本书作为男性“主流”学者的研究成果，因此更别有一番意义。
感触之三：从研究方法说，多学科交叉、多种史料融会是妇女史与性别研究的必由之路，而深厚的史学功底是其根基。
在一些人眼中，“妇女”或者“性别”这类课题多少有点“野狐禅”味道，似乎并不需要深厚的史学功底，倘若缺乏根底，难以涉足诸如典章制度等等传统史学课题，便不妨讨讨巧，做做妇女史之类题目。书市也的确充斥着不少东拼西凑、浮光掠影、轻松成书的以妇女、性、婚姻等为题的历史“著作”。本书也许可以多少纠正一些人们的这种看法。在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在研究方法上，作者将民族学、民俗文化学、考古学、人类学等多学科方法融入其中，而其根基则仍是坚实的史学功底与严谨的史学论证方法；在资料上，作者不仅利用了传统史学文献，对于方志、诗赋、民歌、小说、神话以及民族学、人类学资料等文化遗存的有关内容亦纳入其中，尤注重考古文物中简牍、画像乃至古物器形等透露的信息，融会贯通，议论纵横，令人折服。读后不禁感叹，这才是妇女史、古史性别研究的沧桑正道；也不禁感叹，踏进妇女、性别这一片史学新大陆并不难，但要开掘出宝物、取得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或许言之太过，但的确需要更活跃的思维、更广博的学识、更高的理论素养、更深厚的积累、更扎实的史学功底，当然还要下长期、刻苦的功夫。这也正是本书给我的最深感受。
以上感触，不知能否充作“序”?但愿浅见陋言不致辱没了这部以“性别”为题的真正的史学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