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18-10-31 09:20
思想是痛苦的，尤其对于一个会思想的人。迎着思想的痛苦去思考20世纪的中国，对于一个会思想的人，将是一段痛苦不堪的经历。启良先生似乎就历经了这样一场“灾难性”的思考。而他的《20世纪中国思想史》恰似一声真挚的呐喊，这呐喊里回荡着过往的一个世纪慌乱的脚步声，却又成为一个新世纪早起的破晓的晨音。
记得鲁迅先生曾经在《呐喊·自序》里说过：“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是呐喊就要有“不忍之心”，就要有出世精神，就要有担当意识，而这的确又是中国知识分子千百年来养成的独特价值观。20世纪的中国最不缺少的就是呐喊，然而呐喊的心并不自由，或者说呐喊的心从来都不是自由的。呐喊的心一定是奴性的，因为它始终都诚服在民族的、国家的、道德的格式里而不能自已。或曾有一些呐喊几经要冲破罗网来鞭挞传统，并由此赞誉自由主义的美好，然而毕竟被历史厚重的洪流般的声音所淹没，而呐喊者自己也依然还需恢复到原初的沉默以保持历史的严肃性。这就是传统的力量，这也是呐喊者的悲剧。一部《20世纪中国思想史》也正是从这样一个悲剧性的呐喊开始。
启良先生的独到视野就在于能触及深处，问寻到思想发轫之初的悲剧性根源。“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里，一直存在着按照儒家的理念而构想的一个道德乌托邦。这既是他们的价值所在，同时也是他们衡量一个社会或文化的道德尺度。合之则取，不合则去。正是这样一把道德尺子的威力，使新文化运动发生了方向性的转化。自此，保守主义再度热闹起来，激进主义更是异军突起，而自由主义声音愈来愈弱，甚至还时常遭到批判和嘲笑。”中国为何很难踏上现代化的道路？中国人的启蒙何以如此艰难？或许对于一个生存在“道德乌托邦”世界里的知识分子而言，这根本就不成为一个问题。因为他们的骨子里根本是在拒斥“现代化”和“启蒙”，或者让其只成为体现传统文化优越感的参照品和标榜民族历史前进的附属品。然而20世纪的中国却遭逢了这样的浩劫，这浩劫又的确是“史无前例”，从身到心，从物质到精神。“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例。当置身于20世纪之末再来回看一个世纪的风雨历程的时侯，确会发现历史似乎是跟这样一个优秀的民族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整个20世纪的中国，总是带有这样的规律性：每当民族危难不知何去何从的时候，人们总是首先向西方文化寻求药方，但随后不久，又不可避免地反感起西方文化来，重新回到本民族的旧文化中去。”历史似乎在回流，呐喊又得要重新开始，然而疼痛的回忆让我们再也不忍去虚拟明天的面包而忘记了今天的播种。
中国的知识分子千百年来终极性地思想着一个“乌托邦”、“理想国”、“黄金世界”，而这个“黄金世界”又是合于道德的，合于道德的必然又是秩序的。所以，中国的知识分子始终乐于在秩序中生活，在王权面前宁愿奴性地来充当“王者师”。而一旦这一和谐秩序被陡然间打破，他们便惶惶而不可终日，从此再也不能宁静。他们便急切需要重构秩序，急切需要寻求安邦之道，这一宿愿必然导致保守和激进。所谓的保守即是愿意一头扎进历史的古籍堆里去寻找“天朝上国”的镜头来聊以慰藉并以此维护大国心理；所谓的激进即是不愿意安于循序渐进而时时预备着跨越。然而儒家的知识分子们又终究不忍舍弃“乌托邦”，“乌托邦”是灯塔，是航向，更是精神支柱。置于这样的历史，历史往往镶嵌给它的臣子们一颗赤子之心，他们始终又都能以一颗赤子之心来好奇地憧憬未来，并深信未来一定是光明的，以至于往往“为着理想而不要现实，为着未来而不要现在，为着精神而不要肉体，为着虚拟的乌托邦而不要当下的生存。”这是一股狂热的宗教情结，它往往使人们急于匆匆前行而忽略了身边的风景，也许一片绿林、一条曲经，甚至是一个纯真的微笑里，就有一个“乌托邦”。人们毕竟是要这样热情地活在现实里。
启良先生能从挖掘儒家传统的弊病出发，深究保守主义、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三种思想在20世纪中国的并存、斗争、实践和发展变化，着实为我们解答了一个问题：20世纪的中国何以如此情形？可谓独到而深刻。非但如此，一部成功的旧世纪的思想史必定要成为新世纪的呐喊，而这呐喊声又是真挚的，因为他疼痛地思想过。
本文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刘智远
时间：2009-09-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