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从当年的硕士论文到主政大省后的施政方略，李克强一直注重将学理分析与现实约束紧密贴合，找平衡，扩共识——这种务实的思路，对于断裂、失衡普遍存在且差异巨大的中国社会而言，虽然未必给人一时惊喜，却称得起持久的专业和负责的考验。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程瑛 | 北京报道

　　1976年一个燠热憋闷的夏日，21岁的知青李克强回合肥探亲。此时他已在安徽凤阳大庙公社插队两年多，并已入党，当上了大队党支部书记。

　　大杂院一隅，恩师李诚先生正半跪式趴在一张小凉床前挥汗如雨地写作。自“文革”初起就被迫“赋闲”的李诚，打算写一部《中国历史地理概论》，“究其本意，是要说明中华文化是绵延不绝的，是必然要中兴的”。多年潜心书斋、不为外界风云变化而动容的李先生，讲到慷慨处，引述了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从李先生的眼神中，我竟然隐约地预感到这个动乱年代行将结束，中华文化繁荣的时代即将开始。”多年后，李克强在一篇追念师恩的文章中描述自己在那一时刻的感受。

　　李先生心愿未竟，第二年冰封正待消尽之时，悄然离世。此后不到一年，李克强已经佩上北京大学校徽，聆听法学泰斗龚祥瑞讲述法制道路和法治精神。

　　岁月的江流就这样突兀地涌入了“历史三峡”，身在其中，既有躬逢大观的幸运，也要耐得住颠簸冲撞，还要有瞭望方向的眼光。

　　2013年春天，少年时代已熟读《报任安书》、《出师表》的李克强，在57岁时接任大国总理。

　　“中华民族这一百多年来历经磨难，现在离民族复兴只有几步之遥，我们身上责任重大，必须往前走，必须勇于试，这是我们的责任所系。”他说。

　　1、“书生味道”

　　（导读）外界热衷于议论“第一位博士省长”的头衔，而李克强则如此总结北大师道对他的影响——崇尚真理，执著追求，无所谓个人的体面和尊严；以平常心态对待学术之争、相左主见；看重知识的分量、真才实学，而非虚幻的光环。

　　2011年8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克强来到港大陆佑堂，拜会94岁的“通儒”饶宗颐。

　　饶先生向李克强赠以画作，李克强拿出的礼物是一套故宫博物院监制的毛笔。

　　香港人士近距离接触后评价，李克强于自信中透露着“书生味道”，稳重、谦逊、温和，求知欲强烈。比如，听完香港房屋委员会工作人员对公屋的介绍后，他忽然问对方：“有没有更详细的资料？我带回去可以让有关部门研究。”

　　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曾“做过北大近十年学生”的李克强，尽管为人低调，酷爱读书却广为人知。

　　湖南出版人一清曾撰文回忆与“读书人李克强”一起“淘书”的经历。上世纪90年代，李克强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时，曾找一清“淘书”，感兴趣的大多是文化类、札记类，尤其是中外哲学、法律和思辨类著作。

　　几个同龄人乐呵呵地笑着，一起去了古籍书社的库存室，好一顿细“淘”。李克强怕给出版社添麻烦，小心翼翼地翻找着，并且仔细地询问价格，声明要付钱才拿书。

　　一清开玩笑：大书记怎么像个老八路似的，还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呀？

　　“最终好像我们没有买走什么书，但大家非常快乐。毕竟淘书的过程，就是对书的甄鉴的过程。克强嘱咐，如果有什么好书，记得要打个招呼，大家共享才好。”

　　据说，李克强在河南、辽宁任职期间，几乎每次回京都不忘抽空逛书店，他阅读范围广泛，政治、经济、法律、管理、文化都有涉及，并颇有兴趣研读外国书籍。

　　李克强的读书生涯，起自童年时代的“探险”。而在幽昧之中为他燃灯烛照的，是“有实无名”的国学大家李诚。

　　李克强曾对人说，在他的童年记忆中，安徽合肥那所拥挤嘈杂的大杂院，唯一神圣之处是拥有一座藏书近万册的图书馆。两间北房，书拥四壁，昏暗而寂静，与喧闹的院落形成反差，有些神秘。

　　李诚先生是安徽省文史馆图书馆的管理人员，端坐桌前，手不释卷，日复一日。“当我是学童的时候，大约出于好奇，放学归来，曾有几次悄悄地溜进室内。”1997年刊发在《安徽日报》的追忆文章中，李克强谈及当年的“冒险”。

　　开始会被赶走，后来“李先生发现我只是在书橱边翻翻看看，并无越轨的举动，便允许我留在室内”。

　　这里本无一册儿童读物，许多又是线装书或旧版书，童年李克强虽不甚了了，却被那种书香四溢的氛围深深感染。

　　李克强的父亲李奉三曾做过安徽凤阳县县长，后任安徽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常与李诚谈文论道，相互唱和，李克强多次目睹父辈长谈吟诵的情景。

　　“文革”开始，停课闹革命的浪潮波及小学。每晚9时，李先生热气氤氲的脚盆边，失学的李克强开始了他真正的启蒙。《史记》、《汉书》、《后汉书》、《资治通鉴》、《昭明文选》、《古文辞类纂》，还有唐诗，都是讲授内容。

　　即便是在二三十年后忆起，李克强对于当年李诚先生授业的情景仍然点滴在心：他“把脚放在一个不大的搪瓷盆中，不断有节奏地搓足，时而向盆中添上一点热水，时而用手揉脚板心上的涌泉穴。他做得不紧不慢，大约近一个钟点。就在这段时间里，他用平和的语调，时断时续地向我讲中国的国学，讲治学的方法，讲古今轶事……这种每天近一小时的讲解、谈论夹杂着议论，持续了近五年之久，几乎穿越了我的少年时代，但李先生的话似乎仍未讲完”。

　　对于读书人而言，师道、师格对人格气质的影响尤为深远。

　　李诚先生读书的品味高，追求“为学要像金字塔，又能广大又能高”的治学之道。

　　他喜欢要能“坐热板凳吃冷猪肉”的治学态度，不能总是躁动不安。

　　他认为，读书人眼界一定要开阔，要能看大场面，大观则大见，小观则小见。要读各种类型、各种观点的书。“以他的看法，只知一门学问，一种观点，无异于画地为牢。”

　　他为学严谨，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自己不懂的绝不讲。

　　在李克强的观察中，李诚先生埋首书斋，很少闲谈，不重衣食，表面看来是个纯粹的学者，但他并非是一个只为趣味而读书的人，在他内心深处，始终蕴藏着一种对国家、对民族的强烈责任感。

　　这种责任感对于中国知识分子而言犹如遗传基因，传续数千年，也时时闪现在少年李克强诵读的典籍中：“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走进北大，“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为尊者不骄，待愚者不矜”的学风，更是给李克强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之时，李克强曾撰文谈及师道：和季羡林先生一同开会，会上发言人离题，季先生就用手指在大腿部不停地滑动——利用散碎时间复习外语单词。

　　当时李克强正在翻译一部英国法律专著，就向季先生请教一个英语古词，季先生当即作答，告诉他“可以先这样译”，第二天又详尽地向他解释了这个词的来由和含义。

　　90 年代初，已在团中央任职的李克强在职攻读北大的经济学博士学位。北大对在职和在校博士生几乎同样要求，考试频频。为了考试，他甚至疲劳过度，大病一场。学校的政策是，考试可以延期，但不能免除。大病初愈后，他和许多比他小十来岁的“同窗”一起应考。“我也由此感受到，先生给学生们的机遇和挑战都是均等的。”

　　博士论文答辩前，导师给李克强开出一张评审人员的名单。按照规定，只要有十几位具有高级职称者参加评审即可。而导师开出的这张名单全是国内经济学界的大家，无疑是要使论文得到真实的评价，经得起各种检验。“就因为这张名单，我把论文又一次修改，将答辩的日期推迟了半年。”

　　外界热衷于议论“第一位博士省长”的头衔，而李克强则如此总结北大师道对他的影响——崇尚真理，执著追求，无所谓个人的体面和尊严；以平常心态对待学术之争、相左主见；看重知识的分量、真才实学，而非虚幻的光环。

    2、时代之子

　　（导读）勤学英语已成李克强的习惯。有报道说，即使工作之后，他会像学生一样，带着“随身听”苦学外语。专攻美国自然文学研究、在首都经贸大学任教的妻子程虹，也会给他以专业指点，纠正他的发音。李克强与妻女团聚时，一家三口有时会进行英语对话，其乐融融。

　　1978年春天，北大77级政法专业新生何勤华向邻座同学打听，哪个是李克强。

　　翻看花名册，他发现这位名叫李克强的新生与他经历类似，也是1955年出生，知青，当过农村大队党支部书记。

　　“我就是李克强。”邻座的男生说。

　　1米76，身材匀称，肤色较黑，浓眉大眼，鼻直口宽，头发有点卷，耳朵也有福相。话不多，但很有分析力，非常精辟——后来担任华东政法大学校长的何勤华为当年的李克强画像。

　　1977 年冬天那场高考，如破冰，如井喷，全国570 万青年，在紧急调用印刷《毛选》的纸张印成的试卷上，写下了改变命运的急切渴望。

　　当时，李克强在凤阳县大庙公社东陵大队插队已近4年。在明太祖朱元璋的故乡，由于水土不服，他一度全身皮肤溃烂，但照样坚持田间劳动，用印有“为人民服务”的挎包装着干粮和咸菜下地干活儿。

　　时任大队青年团书记的曹德寿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李克强每天从田间归来，都会点起煤油灯自学从合肥带来的书籍。他也尝试着把知识用于实践，带领农民科学种田，还经常拉上村里年轻人一起看书读报，办剧团、文艺宣传队。

　　后来回忆当年那场考试，李克强说，那是“一个时代的转折点”。“当时的我多数时间是和乡亲们一起为生存而忙碌，几不敢有奢望。在生存欲和求知欲的交织驱动下，我还是在第一志愿栏里填下了本省一所师范学院的名字——据说在师范院校读书是不必付饭钱的。”只是他第二志愿的北大，却因优先招生将他揽入门下。

　　那个年代的北大，思潮奔突，热气腾腾。学生们围在收音机旁，收听刘心武的小说《爱情的故事》；骑着自行车，到八一湖开诗歌朗诵会，到美术馆看展览；中文系的陈建功把自己写的小说贴出来供围观，持续了半年；因中国男排“逆袭”韩国队，北大学生举行了那次著名的游行，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这句至今仍激动亿万中国人的口号。

　　一个被时代选中的幸运者，如何能清醒地先人一步？

　　北大“政法专业”即后来的法律系，在当时还是保密性的，学生经过严格政审，分高学优，根正苗红，来自基层的党员干部特别多，年龄差距很大，从18 岁到31 岁不等。多数人是“误打误撞”被“调剂”而来，相互之间的思想碰撞和知识交流格外密集。

　　“人治的办法已经走到了尽头。人们对法制的愿望更加迫切、更加坚决了，中国的局面由人治渐入法制，现在是个转折点。”就在李克强他们82人入学的同时，1978年2月，学者梁漱溟在全国政协直属小组会议上批评当时的宪法是一纸空文。

　　1979年，第一部刑法颁布，打砸抢罪、“反革命罪”仍然在列。那时，法律教材封皮上都有“绝密”字样。在1981年之前，所谓的刑法案例还是福尔摩斯探案选。李克强同窗回忆，当时法学著作很少，同学们大多阅读文学、历史、政治著作，马恩的一些著作不止通读一两遍。

　　北大的教学相对宽松自由，不拘一格。李克强的同学、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教授王绍光，曾在婚姻法期末考试时写一篇小说作答，竟然分数不低。

　　22岁走进北大校门，李克强充满了对新兴观念的渴求，以及对市场经济等方面的好奇。

　　法律系教师杨敦先至今清晰地记得，李克强经常思考立法和国家政制的互动。

　　同学陶景洲说，李克强虽然读的是法律系，但很早就对经济问题兴趣浓厚。“那时国门初开，同学中，应该说李克强是最早关注经济问题的。”

　　1979年，有门“国际商法”课程，几个同学跑到北京崇文门，去荣毅仁创办不久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实习，其中就有李克强；后来上“海商法”课程，李克强等人又去天津新港实地考察。“他可能认为学习经济法必须要懂经济，所以在图书馆借了不少经济和经济法的英文原著。”

　　李克强思想活跃、言词犀利。何勤华记得，1979年读大二时，看了一部描写资本家为获取经济利益彼此竞争、丧失亲情的香港电影，他结合《资本论》中的剩余价值理论，写了一篇2万多字的文章。同学们建议他听听李克强的意见，“说他看了许多西方经济学的书，对经济理论比较有研究。”

　　李克强看完说，同学之间不讲客气话，你这篇文章下了点工夫，对《资本论》也非常熟悉，但如果想要发表，还有两个问题必须解决：第一，文字啰嗦，至少可以删掉2/3；第二，必须补充二战后西方资本运作的新情况以及经济学理论的新成果。

　　何勤华回忆，虽然李克强的意见实际上是否定了他的文章，但他很服气。

　　其间，热心社会活动的李克强很快被选为法律系团支部书记、党支部委员。

　　当时北大学生会学习香港一些高校学生会的制度，尝试创立了北大学生议会常代会，专门监督和制约学生会。常代会由每个系、每个年级推选一名代表参加，讨论和决定与学生有关的大事，是全校学生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最高权力机构，被誉为“学生人大”。李克强担任过北大学生议会常代会主席。他的校友回忆说，李克强发言较多，见解尖锐深刻。

　　令同学难忘的，还有李克强学习英语的热情与坚持。

　　基础教育断档的这批人，英语基础都很糟糕，有的同学怕麻烦申请了免修，但李克强非常勤奋，做了个小本，正面是一个英语单词，反面是中文解释，苦记硬背。“走在路上在背，上食堂吃饭排队时在背，外出坐公共汽车等车时也在背。”

　　李克强的英语水平很快提升，大三以后即可翻译英文原版的法律文献。

　　1980年5月，何勤华在一则日记中写道：“克强同学真不简单，他翻译的《英国宪法资料》已被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录用，共1万多字。他另外翻译的两篇文章，也初步为我系杂志《国外法学》看中。”

　　勤学英语已成李克强的习惯。有报道说，即使工作之后，他会像学生一样，带着“随身听”苦学外语。专攻美国自然文学研究、在首都经贸大学任教的妻子程虹，也会给他以专业指点，纠正他的发音。李克强与妻女团聚时，一家三口有时会进行英语对话，其乐融融。

　　2001年初，河南派出首批领导干部赴美培训班，30多名学员在马里兰大学进修数月，李克强访美期间曾去看望他们，其间要求参训官员用英语汇报学习体会。

　　李克强常年坚持阅读英文原著，密切跟踪国际上最新的经济科技动态。他曾批示国务院研究部门，要求他们深入研究“国际产业链重组”、“包容性增长”等问题；杰里米.里夫金所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甫一问世，他马上要求国家发改委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密切关注”。

　　当年手捧小本子背单词的李克强一定没想到，英语除了帮助他与西方经典、新知无障碍接触，还有更多功用——在河南任省委书记时，某次会见外宾英语翻译迟到，会见照常进行，他同外宾问答自如；2011年访港，在港大演讲时用英文发言约两分钟，外媒好评迭次。

　　李克强是少数能在公开场合用英语发言和交流的国家领导人之一。

　　还有学术研究。今天能够查证到的有李克强署名的学术文章，最早的是与龚祥瑞合著的《法律工作的计算机化》，1983年中发表在《法学杂志》上，共5页。

　　李克强曾述及此文的缘起：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正开始涌动着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并且向社会领域渗透，计算机也在与法律联姻。龚先生认为有必要向国内介绍这种动向，便草拟了一篇文章。他同时又以为，他的学生们，作为面向未来的一代，应该对此有更浓的兴趣。“因此，他把文稿交给了我，要求我作补充乃至删改。”

　　此前，李克强曾提交一篇论文《法治机器与社会的系统、信息及控制》，试图以现代控制论和系统论解释法学学科问题，被学校评为优秀论文。龚祥瑞评价：“它是把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等新型科学方法运用到法学研究的一次尝试。”

　　在关注新技术、新理论的跨学科研究中，已经展现出李克强的超前和敏锐。

　　这篇倡导将计算机引入法律工作的文章中，作者不仅谈及国外司法机构应用计算机搜索嫌犯、管理档案的新鲜细节，还做了更深一步的思考：要借助计算机的定量分析，使法律科学成为精密科学。

　　“社会科学化——科学向社会机体的全部毛孔进行全面渗透的纪元开始了。”文章结尾处这样判断，信心十足的语气似能让人想见李克强青年时代的意气风发。

　　2004年《小康》杂志的一篇报道说，从河南信息部门得到的消息证实，李克强很早就接触并熟悉网络这一新生事物。早在1999年，他在该部门视察时透露，自己对网络非常熟悉，甚至有媒体想通过网络采访这位年轻的省长。

　　报道还提到，在后来遏制对河南形象的“妖魔化”时，网络居功至伟。河南省委宣传部一位负责人表示：“网络帮助河南赢得的转机，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2012年，李克强参加全国政协小组讨论会，谈到科技创新时，特别提到了苹果公司已故创办人乔布斯的传记。“我翻了翻，觉得其中很有意思，他对科技固然很钻研，最喜欢的还是艺术。像苹果的各种款式电脑、手机，iPad、iPod到处都卖，营销占领了很大的市场，被年轻人喜欢。”这位一直关心新鲜事物的副总理说。

　　新观念、新工具、新技术——回溯青年李克强，他固然是时代转折的受益者，同时也展示了时代趋势的洞察者、把握者的风貌。

    3、坐言起行

　　（导读）“我们这一代青年不仅仅是思考的一代，而且是跟随党在伟大历史性进军中开创新局面的一代。”

　　1983年，北影剧本创作室就刻画先进团干部形象给电影局写了一份报告，其中特意提到了一个典型：“在校学习时是高材生，并被美国哈佛大学录取为留学生，但校党委需要他留下做团的工作，他心甘情愿地放弃自己的专业。”

　　这个典型正是李克强。

　　1982年1月，李克强等27位学生被评为北大优秀毕业生。人生的选择霍然到来。

　　同窗多准备出国留学，李克强自己也很想做学问。曾任团中央常委的北大党委副书记马石江看中他的领导才能及沉稳性格，找他谈话十多次，说服他留校担任北大团委书记。

　　李克强组织了北大首届文艺周，9天内演出7台105个文艺节目；他创建北大团校，直接切入学生遇到的实际问题，成为北大的“政治代表队”。

　　1982年12月20日，共青团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新中国红旗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青年才俊，接掌了共青团的工作。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和邓小平、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50 多人出席了开幕式，并接见了全体代表。新团章恢复了“后备军”的提法。

　　在这次大会上，王兆国当选为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胡锦涛、刘延东当选书记处书记。常委名单中还有刘玉浦、李学举、宋德福、张宝顺、陈昊苏、贾春旺等。次年召开的二中全会上，李源潮、宋德福被增补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评论认为，30年后，团十一大的深远影响仍未消失。在那次“星光熠熠”的大会上亮相的团中央干部，后来大都成为中国政坛举足轻重的领导者。

　　恰在团十一大召开前3个月，中共十二大将邓小平提出的干部队伍“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标准写入新党章。“文革”之后，大乱大治，80年代前期中国政坛进入新一轮权力交接期，团干部由于契合“四化”标准，被各界寄予厚望。

　　不久，李克强正式调入团中央，出任共青团中央学校部部长、全国学联秘书长，从政生涯在前门东大街10号楼正式起步。

　　当时，团中央推出青年先进典型张海迪，李克强积极推动，在全国大中小学掀起学习热潮。

　　1983年末，李克强增补为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分管学校口。两年后，共青团十一届四中全会召开，30岁的李克强成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在团十一大上，李克强曾向人介绍北大“挖掘身边的共产主义因素”活动经验：北大的学生，不再像以前那样彷徨，或是指手划脚。“我们这一代青年不仅仅是思考的一代，而且是跟随党在伟大历史性进军中开创新局面的一代。”

　　起初转为专职团干部，全优生李克强被视作“放弃所学”、“浪费材料”。也许是时代之幸，“伟大历史性进军”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经济体制改革，而这正是李克强的兴趣所在。大潮汤汤，身处团系统，他也继续专业研究，并找到实践机会。

　　李克强的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都是在团中央工作期间拿下的。

　　知青经历使他深感农村经济凋敝国家现代化肯定无法实现。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结构转型他开始悉心钻研。

　　1988年，李克强以《农村工业化：结构转换中的选择》一文获得经济学硕士，此文后被厉以宁收入《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一书，与李源潮等人的论文并陈。这本书中的观点，后来大都变为真实的政策。

　　1991年，他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论文《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首次提出农业部门、农村工业部门与城市工业部门并存的理论，挑战阿瑟.刘易斯等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二元经济结构。

　　在这篇论文中，李克强特别提到了拉美一些国家的教训。他说，城市现代工业就业增长率大大低于生产力增长率，而城市中的传统部门和贫困部门，却有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在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间劳动力转移尚未展开时，提前开始了农村与城市间的人口转移。这集中形成了城市贫困社会。

　　他说，如果中国走上述道路，后果将更加严重——会使城市传统部门恶性膨胀，“城市病”的特征更加显著。

　　他在论文中提出，应把注意力转向农村，就地实现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走从农业部门到农村工业部门再到城市工业部门的转移路线，是中国国民经济结构转换的唯一选择。而其中核心是农村居民的现代化，要使农村人口顺乎自然地向小城镇集中，逐步发展中小城市。

　　此文获得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项——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论文奖。而李克强20年前的分析，今天看来仍有现实意义，并且正在落实为他力主的新型城镇化方略。

　　在1990年发表的一篇关于农业问题的论文中，李克强特别提及土地产权问题：土地按人口平均的承包制日益显露局限，产权制度模糊造成农业生产乏力。

　　对此，他提出了一种思路：产权制度理论滞后，等待具有突破性的理论指导己不可能。应在稳定承包制的基础上，重点改革土地经营方式，允许并支持多种生产经营方式生动活泼地推进，产权制度必然会在现实中得到新的发展。

　　尽管热爱学术研究，李克强如他自己所言，“不仅仅是思考的一代”。在团中央期间，他调研频频，比如山东诸城的改制试验；也曾多次外访，打开眼界。

　　很多人也许未留意到，李克强还曾具体指导过一家企业的经营。

　　1979年，荣毅仁胞弟、全国青联常委荣鸿仁提议，由全国青联出面，引进侨资、外资，兴办青年旅游业。全国青联提出成立中国青年旅行社，用企业化的办法办旅游。这个设想对旅游业的垄断局面冲击不小。

　　经过反复讨论和艰苦运作，青旅成为打破垄断、引入竞争的改革标版。

　　青旅创办十年时，李克强报告业绩：没要国家一分钱，创汇6亿元。

　　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后，李克强又对青旅发展提出新构想：以旅游业为龙头，以实业开发、房地产经营、贸易、投资为肢干，形成一个综合体，变堆积式发展为滚动式发展。

　　广为人知的“希望工程”，也有李克强的深度参与推动。第一所“希望小学”由他在安徽省金寨县选址；一些相关的重要管理制度出台，他亲自督办。“希望工程”曾举办“社会监督活动日”，公布海内外的捐款总额，并开放财务室、计算机房、办公室等，还提供了捐款及结对资助的全部档案。李克强任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任内，是“希望工程”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是管理水平全面提高的时期。

　　作为团中央青少年立法领导小组的成员之一，李克强还参与制定了《未成年人保护法》。

    3、执政轮廓

　　（导读）直接调动干部下沉一线的“大动作”，后来几乎成为李克强遭逢难题时的必然选项。比如在河南2003年SARS蔓延时，为了劝止麦收时节农民工返乡但又不误农时，动员干部下乡收麦；比如4万干部下访；比如厅级干部带头，拉网式筛查艾滋病患者状况。

　　“团干部不是‘青年官’，与其说给青年听，不如干给青年看。”洛桑灵智多杰1993年卸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时，撰文总结在团中央工作8年的收获，“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李克强曾不止一次说：作为团干部，一要做人，二要做事，最后才是当领导。”

　　1993年5月的团十三大上，李克强接掌团中央一把手，此后5年，他的执政风格初显轮廓。

　　李克强所作的团十三大报告，视野开阔，回溯改革开放15年，眺望7年后的新世纪。

　　1993年末，李克强在团的十三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曾在团系统内口耳相传。

　　谈到当年令不少人失落沮丧的奥运会申办失利，他说：“占领下一个世纪的制高点，不能指望别人的恩赐，必须靠中国人自己的努力。”

　　改革开放之初，特别是“南方谈话”以后，各级团组织对汹涌而来的市场经济大潮不知所措。针对此，李克强在报告中说：“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跨世纪一代青年的光荣责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确立，在很大程度上要靠这一代青年的探索和实践。”

　　而市场经济的建立过程，也让共青团面临挑战——这些挑战，党政部门同样遭遇。新经济环境中的新经验、新办法，不是凭空想出来的。

　　团十三大闭幕十来天后，由团中央书记处直接组织的“新时期我国青年工作的现状与发展战略调研”启动，在书记处7名书记的带领下，团中央机关调集一半以上的业务干部，105人急赴全国29个省市区。

　　调研队伍出发之前，李克强要求：调研不能就团论团，要跳出团的圈子，放在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不要带框框，不是去找论据，一切结论要产生于调查研究之后。

　　事实上，这也是他本人的调研方式。曾有记者随李克强到山东某地考察，目睹他在休息时间很自然地走上街头，随意推开小商铺的门，跟“小老板”聊聊生意经。

　　《中国青年》杂志当时的报道说，调研队伍沉入基层1个月，团中央的干部向被调查对象提出了“没有任何外包装”的问题。

　　调研归来，在大兴县举行了一个团内高级别的务虚会，为期3天。与会者说：本以为务虚会是个半休息、半工作的会议，可李克强要求，凡已形成文字的调研情况，发言时略去；讨论要跳出部门的圈子、跳出团的圈子；放开说，可以各抒己见，也可各执一端。

　　直接调动干部下沉一线的“大动作”，后来几乎成为李克强遭逢难题时的必然选项。比如在河南2003年SARS蔓延时，为了劝止麦收时节农民工返乡但又不误农时，动员干部下乡收麦；比如4万干部下访；比如厅级干部带头，拉网式筛查艾滋病患者状况。

　　而不套框框、直切问题的调研方式，在他日后的执政生涯中，也是助力决策的杀手锏。

　　至于不讲套话、不走形式、只亮“干货”的讨论式会议，在十八大后中央倡导的务实会风被称作“新会风”，突然间让一些官员“不适应”。

　　那次务虚会最后，李克强总结发言，果断推出若干措施：团的组织结构注意覆盖新的经济生长带；集中优势打整体战，扎扎实实办几件影响全局的大事；按市场规范，办好团的实体，增强团的实力。

　　所谓“影响全局的大事”，就是4个月后亮相的“跨世纪青年文明工程”和“跨世纪青年人才工程”。这两大工程影响延续至今，特别是其中的“青年志愿者”，早已化为民间自觉。

　　卸任团中央第一书记之前，李克强曾撰文总结1995 年启动的“服务万村行动”。这一行动旨在针对农民需求，提供科技服务、信息服务、文化服务、政策服务、资金服务，由此加强团的基层组织建设。

　　他在总结中概括了两条经验：第一是抓服务，要达到教育青年的目的，根本途径是服务，团的领导机关必须眼睛向下，深入调查研究，不能仅仅靠下指示、发号召来开展工作；第二是抓具体，宁肯少说一点，也要多做一点，哪怕所做的面窄一点，也不要光说空话不做。

　　当李克强告别15年的团中央生涯后，有团干部这样总结团系统工作风格的变化：从团本位到青年本位；从运动青年、指挥青年到服务于青年；由行政指令到宏观调控、中观指导、微观搞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