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作者：史飞翔    

来源：天津日报   

　　4月29日早晨，一上班就在微信朋友圈看到一条消息：“今晨7：40左右，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陈忠实先生因病在西京医院去世，享年73岁。”我第一反应是赶紧给陈忠实老友、著名评论家李星老师发短信求证。李星先生回复：“我也才知道，前几天已知病危。”闻之，如晴天霹雳。几天前在去蓝田采风的路上，我还和作家朱鸿谈起陈忠实先生，朱鸿老师称赞陈忠实先生是“长安城中真正的谦谦君子”。

　　不久前，我专程去了趟陈忠实文学馆，在陈老师坐过的一张老八仙桌上照了张相，买了陈老师两本著作：创作谈《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和散文集《白墙无字》。现在看来，这一切似乎都带着一种告别的意味。惜哉！

　　虽然与陈忠实先生同居一城，也经常一起开会，但坦率地讲，我们私下里并无多少来往。仅有的几次近距离接触，留下的都是温暖和敬重。印象最深的是他的一次演讲——那次演讲我负责具体接待，且现场录了音，所以印象深刻。在那次演讲中，陈老师深情地回忆了自己在文学道路上的两次挫折经历。

　　一次是在他初学写作那会儿。当时高中毕业回乡教书的陈忠实，为了学习写作不惜步行几十里，头天动身，夜宿农民家忍受蚊虫叮咬，前往西安市文化馆参加为业余作者开设的文学讲座。陈忠实说，他清楚地记得那次讲座的题目是《散文散谈》，主讲人是肖云儒，时任《陕西日报》副刊版编辑。在谈到这次讲座时，陈忠实是这样讲述的：“当时在底下还未听课就感觉到悲哀，我完蛋了。全部是自卑，任何自信都没有。为什么？肖云儒比我只大了一岁，人家现在在讲台上给我讲散文散谈。大学早已毕业，且已经开始在陕报当编辑，我在底下还像一个小学生一样在听什么叫散文，连散文的概念都搞不清，这一种参照系就太残酷。后来多年以后，在文坛上和云儒认识以后谈到这一点的时候，我说，你当时首先是打击了我，后来才是鼓励了我，非常残酷。所以既要感谢你，也要痛恨你。”

　　第二次是在“文革”期间。陈忠实是这样描述这次经历的：“我刚刚发了六七篇散文之后，‘文革’就开始了。‘文革’一开始就把所有作家都打倒了。我很崇拜的一些陕西作家，像柳青、杜鹏程、王汶石全都被打倒了，我就感到没有任何希望了。当时，我在基层的一个中学教书，到西安来在街道上看见文艺界游行的卡车上，坐着当时的那几位大作家，我心里悲哀极了。我就想中国连柳青都不要了我还努力干啥？我还写那豆腐块干啥？”

　　陈忠实的这两次挫折经历，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伟大都是熬出来的。为了写《白鹿原》，陈忠实远离喧嚣的文坛，放弃当领导的机会，躲到乡下老家，一沉就是六年。六年的艰苦写作，每天陈忠实都要经受着各种人物在脑海中的较量，纠结的心情让陈忠实额头上的皱纹，如同黄土高原上的沟壑一般深刻。1992年3月25日，近五十万字的《白鹿原》终于完稿。一经问世，它就如同一颗原子弹一样爆炸在中国文学的天空。今天，评论家普遍认为，《白鹿原》是“一部总括了新时期中国文学全部思考、全部收获的史诗性作品”，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收获”，是“史诗巨作”，是“民族秘史”，可有谁能真正体会到陈忠实为此而付出的沉痛而又昂贵的代价。如今这一切的一切，都随着陈老师的逝世而画上了句号，同时也给人们留下无尽的猜想和思念。

　　斯人已去，精神不朽。陈老师，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