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浪博客张者
1、不愿做名人
钱钟书先生去世后，杨绛先生先后翻译出版了《斐多》，出版了《我们仨》，《我们的钱媛》等，作为他的读者有时会充满好奇地想更多了解杨绛先生，要能和她聊聊天该多好。我曾经去杨绛先生家和老人愉快地聊了半天。现将聊天的内容分三次发表在我的博客上，希望大家喜欢。
杨绛先生的气色不错，银发丝紊不乱，穿着干净素雅，脸上还有一层淡淡的红晕。整个家没做过多的装饰，窗明几净，一尘不染，水泥地在阳光下泛着一种青光，写字桌上的书籍资料也整齐有续，让人感觉特别清爽。杨绛先生说：“家里的一切都保持钱先生在时的旧样”。然后指着那个大写字台说，“钱先生在世时就坐这里，现在他不在了我坐这里。”
我问：“钱先生已去几年了，在他的忌日你是怎么纪念的？有什么仪式吗？”
杨绛回答：“什么仪式也没有，他和我都不喜欢仪式。”
“最近您正忙什么呢？”我问。
“我不忙什么了。钱先生去了，女儿钱瑗也去了，留下我打扫现场。”
对于杨绛先生的家事我不敢过多触及，我怕引起老人伤心。我连忙转移话题，问：“你是说把这个家散了？是不是准备以钱先生或者你的名义设立一个文学奖之类的？”
杨绛说：“捐肯定是要捐的，准备捐给公益事业，但不会以钱先生或者我的名义命名，捐就捐了，还留名干什么？”
“那么你最近的主要工作是什么呢？”
“忙很多事呢。所以我不欢迎一切外来干扰。”
“你的身体很好，能活到一百岁以上。”
“那就太苦了，我这几年活过来就不容易。我为什么要翻译《斐多》呢？这是一本非常难译的书，我就想把精力全部投入进去，忘了我自己。
钱钟书先生当年从来不见记者，不上报纸，也不上电视。甚至一些所谓的学术活动也不参加。钱钟书先生去世后 ，杨绛先生也如出一辙。他们为什么拒绝媒体呢？虽然外界对此也有不少说法，杨绛先生甚至还出过一本叫《隐身衣》的书。在书中杨绛曾问钱钟书：“给你一件仙家法宝，你要什么？”结果两人都要隐身衣。隐身于书斋，遨游于书海，即便出门最好是人家都视而不见，见而不睹，“万人如海一身藏(见苏轼诗)”。当我面对杨绛先生时，我不由问起这个问题。杨绛笑笑，说：“不见记者倒不是对媒体有偏见，主要是怕他们写我们，破坏我们的安静。”
“你的信息来源是通过报纸来的多还是电视的多？对网络感兴趣吗？”
“对于网络我就没有精力和时间去关注了，省省眼睛，我是新时代的文盲(笑)”。
“除了《参考消息》还看什么报刊？”
“都看看，看些新闻。报刊很重要，不过可以少一些，不需要这么多。我其实很羡慕做一个记者，假如我做记者我就做一个象《焦点访谈》那样的跟踪记者，或者战地记者，有一定危险性和挑战性。但是，我不愿做追逐名人的记者，访什么名人呀！(笑)”
我说：“虽然您不想当名人，但你还是早早地出了名，据说比钱先生出名还早。”
杨绛先生笑了，说：“这就证明出名没什么价值。”
杨绛对当年轻描谈写地说：“当时我的剧本只是进步剧团用来掩护抗日运动的小戏。因为没有政治气味，还卖座。当时我怕出丑，广告上用了‘季康’两字的切音。我家里的姐姐妹妹嘴懒，总把‘季康’叫成‘绛’，我就用了‘杨绛’这个假名”。
杨绛成了杨季康的笔名，一直用到现在。在这个过程中杨季康这个名子消失了，杨绛这个名字却深深地在人们的心中扎下了根。当年，杨绛声名鹤起之时，钱钟书却默默无闻。
他们一起去看《弄真成假》，回家后，钱钟书对杨绛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然后把主要情节告诉了杨绛。杨绛听罢大为高兴，催他快写。为此杨绛让钱钟书把大学的授课时间减少了，为了维持生活，杨绛连女佣也不雇，家里的杂活自己全兼了。杨绛从小生活在优越的家庭里，那里干过劈柴、生火的事，整天弄得满脸油烟十指黑的。她急切地等待着钱钟书完成小说，就是做“灶下婢”也心甘。终于，钱钟书一鸣惊人，小说《围城》凌空出世。
2、做女人最难
杨绛先生是一位著名作家、评论家、翻译家，学者，同时她也曾经是女儿，是妻子，是母亲，这么多角色杨绛先生是如何把握的呢？在不断的角色转变中她有何感想？
杨绛说：“做女人肯定比做男人苦。我一直报歉的是没有做好一个妈妈，妻子做得也不够好，女人也做得不够好。一个女人有好几个领域，每个领域我只能拿60分”
“很多人都觉得你做妻子是最好的，否则钱先生在学术上不会有这么大的成就。”我说。
“那钱先生做丈夫也是最好的！”杨绛骄傲地说。我不由笑了，没想到九十多岁的她还反应这么快。“那么做为一个学者你认为自己如何？”
“我不是学者，这一点我与钱先生和女儿钱瑗不同。钱先生是学者，女儿钱瑗再活下去也是学者，我不是学者。”
据悉，钱钟书和杨绛的女儿钱瑗去世时将近六十岁了，可是她在父母面前，女儿还是女儿，永远也长不大。杨绛先生不承认自己是学者，她认为自己只干了一些本职工作。其实杨绛先生可谓著作等身。
杨绛先生谦虚地说：“总而言之，是一事无成。”
1938年杨绛随钱钟书携带只有一岁的女儿回国。杨绛说：“回国后因为孩子的原因不能去内地，只有钱先生孑身一人去西南联大。做为妻子我应该陪他一起去内 地的。在上海我做了中学校长，还兼高三的英文课，作业都改不完，根本没时间陪孩子玩。做女儿呢？在父母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却在国外。我回国后，我母亲已经去 世了。”
我问：“你的专业好象和教育无关吧，怎么做了校长了？”
“我开始学的主要是理工科，后来是法律和经济。”
“从资料上看，你的父亲是上海著名的大律师，他当时却反对你学习法律的。”
“我学法律主要是想帮助父亲，可是父亲坚决反对。因为那时候的女律师名声不好。所以我也没能帮父亲。一个女人的领域太广了，要做妻子、做母亲、还要工作，各个领域很难照顾。我看现在的女人也一样苦。的确，女人活在世上要比男人吃亏一点，吃亏就吃亏吧！我是吃亏主义者。”
杨绛是一位慈眉善目的老 人，她心平气和地和你交谈着，语言简洁，娓娓动听，脸上的微笑象一缕和煦的阳光，让你觉得很温馨。可是，这样一个老人在文革中吃了太多的苦。社科院的文革得比较晚。杨绛和钱钟书都被“揪出来了”，然后是无休无止的陪斗。在一次陪斗中杨绛被剃成了“阴阳头”，害得她整夜不睡，做了一顶假发，大暑天戴上，闷热 不堪，也不敢外出，不敢坐公共车，上班只好步行。当时在社会上被剃了阴阳头的，就象过街的老鼠人人都会喊打。文革期间杨绛的主要任务是扫厕所，杨绛爱干净，把厕所打扫的一尘不染，连水箱的拉链都致细擦干净，而且注意通风，没有臭气。这个女厕所成了她的“休息室”和“避难所”。红卫兵来了，她就躲入女厕。 这一段经历，杨绛先生在《丙午丁未年纪事》中，讲得很详细。
“在这一生中你最高兴的事是什么？”我问。
“我说不出来，没有什么高兴的事。没有什么让我得意的事情。”
“那么，你一生中最痛苦的事呢？”
“那就太多了，我失去了钱钟书，失去了钱瑗，现在剩下我一个人，这当然很痛苦。可是，我也撑过来了。
我问：“在这个世界上您最留恋的是什么？”
杨绛回答：“我最留恋清华大学。在我的一生中和清华大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我年轻的时候一心想进清华大学。我的表姐，我的堂姐都是清华大学自送出国的。我在 念中学时跳了一级，赶上那一年清华开始招女生。可是，不到上海来招，我没法考，只有上东吴大学(苏州大学前身)。第二年清华到上海招生了，我原先班上的考 取了两个。我当时真后悔，如果我不跳级肯定也能考取，因为我成绩比她们好”。
过了一年，杨绛决定考插班生，名也报了，准考证也拿到了，偏偏在临考试的前几天她的大弟弟病危。做为姐姐的杨绛为了照顾弟弟哪里还能抽出空去考试。不久，杨绛的弟弟去世，在考试的那些天，杨绛却正为弟弟办后事。
我问：“您第一次进清华是什么时候？”
“那是大四的时候，”杨绛说。“我去清华借读。我的朋友为我办的手续，我去借读了半年。这里第一次进清化。然后我决定考清华的研究生。当年考是来不及了， 我就找了个自认为轻松的活，一边当小学老师一边复习功课。也算是工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考上了清华的研究生，圆了清华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