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公走了，享寿一百零一岁，虚岁一百零二，是凌晨时分，万籁俱寂，在睡梦中遽然仙去的。中国人讲此世生命的终结，最圆满的就是寿终正寝，饶公庶几得之。《庄子·齐物论》写庄周化蝶，栩栩然蝴蝶，忽然梦觉，蘧蘧然成了僵卧的庄周。或许饶公也选了个吉辰，栩栩然化为蝴蝶，在大化之中，海阔天空，遨游于时空的无际。讣告说润积一百零五岁，是按照古代传统的说法，人过百年，阴历累积了三十六个闰月，算是老天补上的三年。人们出于对人瑞长者的尊重，一般会说蕴积了天地人三才的灵气，天增一年，地增一年，人增一年，加上这三年，显示了人们对长寿的向往与期望。饶公高寿，学艺双携，誉满学林，是香港文化的中流砥柱，也是传统艺坛的辉煌明灯。对他个人的生命意义而言，是天地的润积；对传统文化的承继发展来说，则是普世的润泽。
余生也晚，虽然很早就听闻饶宗颐先生的大名，却在求学期间没有机会亲聆謦欬。我在1972年进入耶鲁大学研究院的时候，饶先生刚刚离开，学长们知道我喜好文学艺术，都抱怨说怎么才来呢，错过了侍奉诗词大家与国学通人的大好机会。饶先生1970至1971年在耶鲁客座期间，中国留学生很少，且大多数都是理工科的研究生，东亚语文系则一个中国学生都没有，倒是有一位化学系的博士生景仰先生国学精湛，随侍左右，帮着他打理日常生活，算是亲炙了他的学问。有趣的是，这位学长是理性思维的长材，逻辑思辨能力极强，与琴棋诗画无缘，却跟随饶先生修习甲骨文这门独学。前几年学长来看我，他已是美国某著名大学化学系讲座教授了，给我带了一本他写的甲骨文专作，说是四十年来除了研究化学之外潜心著作的心血。饶公天上有知，会感到十分欣慰的。
饶先生在耶鲁，虽然没有正式调教学术传人，日子却不寂寞，因为遇到了琴棋书画的知己张充和。十多年前，饶公知道我爱好古典诗词，曾手赠《晞周集》影印本一册——他在耶鲁时期，诗兴大发，写了和周邦彦的《清真词》127首，整理成书，由苏州九如巷的“民国闺秀”张充和手录全卷。他是耶鲁东亚系傅汉思（Hans Frankel）教授邀请的客座教授，却与其夫人张充和意趣相投，成了心灵的挚友。他写的《词榻赋》附有小序，记载他与傅汉思、张充和夫妇的交谊：“忆在榆城，宿耶鲁大学古塔第十一层，三月之中，遍和清真词一百六十首。每文思之来也，嘿尔坐旧沙发上，以寸楮断续书之，或一日成十数首。友人傅汉思、张充和夫妇讶指是榻，云此果灵感之温床耶？为之失笑，摄影以记之。”张充和是诗词书画名家，在耶鲁教洋人学生书法与昆曲，曾经自嘲，教的都是些初学汉字的白人学生，“往来尽白丁”，遇到饶宗颐，则有他乡遇故知之感，让她“谈笑有鸿儒”，带来不少欢乐的时光。周末期间，充和会亲自下厨，饶先生就在书房写字画画，两人还经常唱和，留下许多令人寻味的优美诗句。
张充和写的《八声甘州》有序：“选堂来，不自携琴。因借与寒泉，阜西所赠也。闻其已归道山，乃共听其录音，为唏嘘者久之。”饶先生赴美讲学，自己没带琴，充和就把当年査阜西送给她的“寒泉”古琴借给他弹奏。两人共相唏嘘査阜西已经逝世，琴在人亡，不胜感慨。充和在词中怀念当年査阜西赠琴，“琴心宛在，琴事长休”，好在来了饶宗颐这位“南天客”，“无端又，湘云极浦，荡尽离愁”。由词中叙述可以推知，饶先生当时弹奏了一曲《潇湘水云》，让充和在琴声悠扬之中荡尽了去国的离愁。饶公为此也和写了一首《八声甘州·充和以寒泉名琴见假，复媵以词因和》，开头就是这样的句子：“感衷情秋日借寒泉，宝瑟结清游。”第二片的起首是：“又闻笛声哀怨，叫中天明月，乡梦悠悠。”显然是饶公抚琴，充和擫笛，相与呼应思乡之情。
我与饶公真正相识，是在1980年代末期，当时我已经离开耶鲁，在纽约教书，主编《九州岛学刊》。《九州岛学刊》是香港中国文化促进中心资助的汉学季刊，编辑部设在纽约，排版、校对、印刷、发行则在香港。有一次中国文化促进中心提出，饶公有意推动敦煌学研究，可否请他组稿，担任一期《九州岛学刊》的客座主编，出版敦煌学专刊，我欣然同意，就跟饶公有了共事的机会。与饶公合作出版专刊，犹如大旗一矗，各路人马都前来勤王，事半功倍，非常愉快，我也因此认识了一批杰出的敦煌学学者，《九州岛学刊》的学术地位大大提升。这样的合作前后共有三次，延续了两三年，一共出了三期敦煌学专刊。这段经历让我深有感触，看出饶公对学问的追求老而弥坚，提倡敦煌学不辞辛劳。他能聚集研究敦煌的硕学鸿儒，造就中生代的学者，同时也使香港对敦煌发生浓厚的兴趣，培养了一批有财力支持敦煌学的善长。
我1998年来到香港，在城市大学创立中国文化中心，专程拜访饶公，请他指点弘扬中国文化的方向。饶公很有趣，没给任何具体的建议，却十分高兴，笑逐颜开，像孩童得到了心仪的玩具，说好好做去，只要有需要，他一定鼎力相助。我请他为中心题写匾额，他很快就写好了，原先写的，是按学校教学科目规划而定的“中国文化科目中心”八个隶书大字。我说，中心除了负责全校中国文化教学，还得发展学术研究，开拓传统文化的复兴与创新，应该是全面教研兼及推广的中心，建议拿掉“科目”两个字。饶公听我解释宏图大业的设想，连连称是，丝毫也不介意改动他的题署。中国文化中心正式开幕揭牌的时候，他专程前来担任剪彩的主礼嘉宾，给我们增添了不少光彩。
此后我们时常见面，饶公十分平易近人，总是乐呵呵的，听从安排。有一次请他演讲，他说不用广东话，因为许多学术讨论还是用普通话比较清晰准确，也比较方便，就用稍带潮州口音的普通话，做了精彩的演讲。有时我去求字，请他题写学校的活动项目，他从来都不厌其烦，一一应承，惠赐墨宝。还有一次听他讲自己成长的过程，讲到他上小学时很调皮，嫌老师学问不好，上课不肯专心听讲。讲起那些八九十年前的故事，他眉飞色舞，前尘往事历历在目，仿佛回到了天真活泼的童年。更多的时候，是我带领访学的后辈学者，前来瞻仰他们心目中的泰山北斗。我会在跑马地的英皇骏景酒店安排午宴，让大家欢聚谈燕。饶公最喜欢吃叉烧包与番薯糖水，我就每次都让他满意，吃得津津有味，好像山珍海味都难以媲美。追忆起来，与饶公在一起的时候，总有一种高山仰止之情，但又觉得如沐春风，充满了无限的欢愉，这大概就是古人说的“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吧。
饶公仙去，风神永在。
（作者：郑培凯，系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咨询委员会主席、香港中华学社社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