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剑文

来源：中华读书报

　　张宏杰迷恋观察人性的复杂，常用小说笔法让历史书写的场面芜杂鲜活，此大约得之于司马迁的遗产。大段的心理分析，看上去是仿茨威格之风，但细究结论，承接的是鲁迅的国民性批判。他敲击敏感痛点，沿这痛点追踪蹑迹，穷尽资料，凝成阐释。

　　张宏杰睥睨英雄豪杰，但只在曾国藩面前，几近稽首。主攻心理分析、善于找茬的他，仿佛挑不出眼前传主的毛病。在他心中，曾国藩是一个难得的健康之人，心理分析的手术刀，因此失效。张宏杰最精彩的是诊病，无病之人，是他失了展现才华机会的写作对象，然而也是他致力追求的康复模板。他所写的《曾国藩传》，侧重呈现影响传主生命品质的心路，健康人得以成为健康人，是在重大事件中做出发心正确的选择，而非得益于获得正确结果的操控力。曾国藩遭遇的重大历史事件，是勘定太平天国、洋务运动、天津教案三件大事。成败已经不是评判的标准。事事求得正确的人，也许心里病得更重。

　　曾国藩不靠漂亮的文章或话语震炫世人，也没有建立什么思想体系。诚然，他全集多达三十卷，留下卷帙浩繁的书信奏折，看上去文献丰富，方便研究。许多人会购买《曾国藩家书》，寄望从中习得曾国藩的智慧。然而，一册《传习录》，能让人迅速把握王阳明的精神，因为《传习录》集中记问的是王阳明的思想观念。但曾国藩书信奏折一类文字，与此不同，它们是曾国藩人生的附系，其前因后果都要在真实的事件中去抽丝剥茧。如果以曾国藩的书信奏折等文献研究曾国藩的精神，把曾国藩的人生作为其作品的注脚，那就恰恰读反了。

　　对曾国藩的书信断章取义，取的只会是古老圣贤金玉良言的现代演绎版本，因为这就是曾国藩对自己、对亲友的谆谆告诫，是圣人之理想，而非曾国藩之真实。若以此观察曾国藩的具体事功，只会发现真实的曾国藩千疮百孔，万般争议。仿佛曾国藩说的是一套，做得是另一套。只有跳出文字的迷障，从生命历程本身出发，才能真正理解曾国藩的不易，理解他“前无古人”的功业。此即读懂曾国藩其人比读懂其文更重要的原因。

一

　　曾国藩的名字，与太平天国是分不开的。孰是孰非，历史观不同，得出的结论自然不同。毛泽东对曾国藩的评价，最具代表性，早年的毛泽东，“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独服”二字，可见心中分量。后来，毛泽东接受阶级论，称曾国藩是“地主阶级中最厉害的人物”，历史观虽改变，但对曾国藩的“厉害”，仍不吝佩服。我们且看具体历史事件中人的动机与行为，哪里厉害，为何佩服。

　　当时的清王朝，正规军腐败透顶，无法改造。曾国藩建湘军的真实计划，是以地方团练为伪装，创立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挽救朝廷，再造国家。但这是极其危险的事，军队是国家之根本，清王朝在这方面，一直对汉人防范甚严。曾国藩为何要冒毁家灭族的危险来做这件事？

　　因为太平天国，有与中国历史上其他农民起义不同之处。它不仅是清王朝的敌人，也与整个传统文化为敌。洪秀全宣称中国传统文化均为“妖”书“妖”术，要焚毁中国经典，扫灭中国传统信仰。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化之人，在他看来，如果洪秀全成功，中国将陷入巨大的蒙昧。这是他决定挺身抵抗的根本原因。所以他以“扶持名教”自任，不光是为皇帝效劳，也是为维护传统文化。

　　太平天国运动，如果仅仅指向满清王朝，像后来的同盟会一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也许更得人心，甚至能够成功。他们犯的致命错误，就是公然要毁灭全部中国文化，这等于触犯了整个社会的知识阶层。近代中国需要的，是现代化，并不是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在冯友兰看来，曾国藩的努力，阻止了中国的倒退、中国的中世纪化，这是曾国藩的大功。

　　曾国藩的军队，优势也不在军事，而在文化。他创办的湘军，“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礼”，“选士人领山农”，军官用读书人，兵员主要收纯朴农民。湘军的将领，大半是知识分子，因为曾国藩认为，精神的力量，远大于身体的力量。这或许也来自对手的启示。曾国藩的对手太平军，就是一支有信仰的队伍，战士可以“视死如归，赤身扑敌”。这种精神力量，显然来自对宗教的虔信。要对付这样一支军队，湘军也需要有自己的思想政治教育。

　　张宏杰说，在曾国藩创建湘军以前，中国的正规军队可说是没有思想政治教育一说的，而曾国藩每逢三日、八日，就要把军队召集到操场上，用“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孔孟之道和“不要钱，不怕死”的岳飞精神，激励将士，教育他们忠君爱国，严明军纪，不得扰民。除了宣讲之外，他还亲自编写《爱民歌》，采用民间歌谣方式，进行爱民教育，这是曾国藩的一大发明。

　　曾国藩不是腐儒，他懂变通，兼采禹墨老庄申韩各家学说之善，实质扩大了孔孟之道的内涵。务实的曾国藩是一个杂家，没有像王阳明那样成一家之言，但也因此，文化的包容力、统战力也远胜前贤。为他后来兼采西学的洋务思想，埋下了伏笔。

　　与此同时，张宏杰更为详细地描绘了同一阵营中，落后观念的阵营和曾国藩之间的另一场古怪战役。曾国藩领导的湘军，对手与其说来自太平天国，不如说来自他的身后，那些地方、中央官员，甚至皇帝，他拯救文化的过程中同时搭救的那些人。曾国藩受朝廷之命出征，但他发现最大的敌人，就是征命他的朝廷。曾国藩的征战处处被掣肘，朝廷一边利用他消灭太平天国，一边恰恰期望他与太平天国同归于尽。曾国藩本来大义凛然的行为，只能窝囊地分解为哭笑不得的一系列与皇帝的“拉锯战”。因为曾国藩一旦正义拳拳，对太平天国的威慑倒在其次，首先威慑到的，就是清王朝。出征胜利后，曾国藩主动裁撤湘军，以功成身退的心胸，赢了“你死我活”的战争本身。这场出征是如此复杂，如此艰难，曾国藩凭着内心的修为，在两个战场，获得了胜利。

二

　　再说曾国藩对西方人和西方文化的态度。曾国藩通过对洋人的不断了解，逐渐走出被灌输的时代偏见，建立了从容不迫的应对心态。他不再像许多同时代人那样面对洋人混杂着恐惧与羁縻，而是把对方看作可以打交道的邻居，做生意的伙伴，能沟通的朋友。后来的一些洋务派，着眼于师夷长技，以为洋人的优点，只在船坚炮利。曾国藩作为洋务运动的首创者，提出的则是“师夷智”，他认识到，西方有自己的独特信仰、文化系统和做事原则，对西方的学习，不能停留在购买使用西式武器阶段，而必须深入学习研究背后的秘密。只有把这些秘密掌握在自己手里，才有与洋人平起平坐、乃至战胜的可能。

　　因此，曾国藩坚守记大德忘小怨的和平共处原则，既不拒人于千里之外，又不失自己的尊严，建立平等、诚信、着眼大局三大外交观念。他有一句名言，是“大事苦争，小事放松”。对外关系，着眼于大局，在国家主权、国计民生上，拼死相争，面子上、礼仪上的小事，不应纠缠。他的接班人李鸿章从曾国藩的这番教诲中受益良多。李鸿章起先打算用“痞子腔”与洋人交涉，经由曾国藩点拨，才找到了“推诚相见，平情说理”的准则，有了充沛的底气和风度，为西方人所敬慕。李鸿章说：“别人都晓得我前半生的功名事业是老师提挈的，似乎讲到洋务，老师还不如我内行。不知我办一辈子外交，没有闹出乱子，都是我老师一言指示之力。”中国人找到正确的外交姿态，是从曾国藩开始的。

三

　　曾国藩一生的第三件大事，是天津教案。这件事，远比勘定太平天国和洋务运动复杂。因为前两件事，不乏有识之士的共识和同担。但天津教案，他却只能一个人面对。

　　曾国藩知道，介入此案的后果非常严重。如果教案处理不当，发生战争，以清王朝的国力，结果必是再次割地赔款；避免战争，势必要和洋人妥协。曾国藩的幕僚，几乎一致反对他接管此案。因为他一世英名，很可能毁在此案上。曾国藩也完全有理由不介入此案。一，教案发生时，他正在病假。二，他虽是直隶总督，但职责范围不包括外事。三，慈禧上谕说，“精神如可支持，着前赴天津”，若他因病推辞，朝廷也无法强迫。

　　但曾国藩不是一个逃避的人，他接下了任务。这是一个“拆弹任务”，只要任何一个微小环节出了问题，都会引爆炸弹，造成灭顶之灾。这个拆弹者，甚至可能会被污名为引爆者，承担后果。“治于神者，众人不知其功，争于明者，众人知之。”曾国藩以圣人的修为，无形中化解了一场血与火的杀戮，尽可能平和地收拾了因

　　无知和暴戾达至的恶果。他顶着压力，拆除了天津教案的炸弹。这虽是一次屈辱外交，但和其他著名教案比较，清王朝在天津教案中遭受的屈辱，其实最小。但就在他把前因后果上奏朝廷时，朝廷故意引爆了这个炸弹，这次炸毁的，是曾国藩一人。

　　曾国藩在奏折中，有理有据地说明了历来传说的不实，既替外国人说话，也为中国人说了话。如果这封奏折得到广泛传播，无疑会起到促进中外双方和解的作用。但内阁在抄发这封奏折时，故意将曾国藩为中国人说话的关键内容删掉。这样一来，奏折就只剩下专为洋人说话的部分了。此折一出，朝野内外，“谤议丛积”。一场“反曾运动”就此兴起。

　　以慈禧为首的朝廷对世界现状缺乏最基本的了解。满族亲贵、清流之辈，大都是坚定的排外者，他们希望激励中国民众与洋人为仇。朝廷认为，处理此案的关键，是不可失去民心，因为“民心”可用。在他们看来，民间对洋人的愤怒情绪，是可以倚重的重要力量。这种观念会导致怎样的恶果，只要看看三十年后清廷向十一国宣战引发庚子事变的结局，就可以知道。而这种思路，是曾国藩明确反对的。

　　于是，朝廷把曾国藩贴上了卖国的标签，把民众对朝廷软弱的仇恨，转移到曾国藩一个人身上。这样的话，朝廷就永远是对的，可以不失民心，错只错在曾国藩没有办好，曾国藩就此成了替罪羊。

　　张宏杰认为，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后一个偶像：“就在儒家精神世界崩溃的前夜，曾国藩这个最后的精神偶像出现了。传统的人格之美集中在曾国藩身上，在风雨飘摇的末世做一次告别演出式的呈现，绚烂而又凄婉。”

　　（《曾国藩传》，张宏杰著，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年1月第一版，6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