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一篇《湖南一高校“狠心”退学22人，打响“严进严出”第一枪》的新闻激发了社会强烈反响，《中国青年报》关于“混学”“混教”的系列报道和评论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前高职院校普遍存在的种种“混”弊，引起了人们对于高职院校“宽进严出”“严进严出”“混学”“混教”乃至“混管”的广泛讨论和深入思考。

　　新闻发出后，高职教育“严进”的观点曾一度盛行。然而，笔者认为，“严进”于高职教育实不可取。

　　在我国的高等教育类型中，高职教育是与本科教育截然不同的教育类型，它与职业、岗位、市场紧密联系，承担着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的任务。这就决定了高职教育进入门槛相对较低、系统理论要求相对较低、技术技能要求较高的“两低一高”的特点。

　　每年，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走进高职院校，又有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走出学校走上工作岗位。从这个意义上说，高职教育不仅在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迈向中高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人才支撑和创新引领作用，而且直接服务于民生，在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促进教育公平、维护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果实行“严进”，将会把一大批尚未掌握一定劳动技能的年轻人推向市场，极大增加社会就业安置压力，新增社会不稳定因素，这不仅会对他们的个人生活、事业前途造成极大困扰，而且对社会和谐稳定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同时，从我国社会发展的需求来说，不仅需要一流的科学家、一流的工程师，也需要一流的技术工人。因此，高职教育不能实行与本科教育一样的“严进”，“宽进”应当成为高职教育的必然选择。

　　但是，高职教育“宽进”并不意味着“宽出”。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度显著上升，据教育部的最新统计，在现代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一线新增从业人员70%以上来自职业院校毕业生。但与之相错位的是，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毕业后抱怨找不到工作，而数以万计的企业单位却也抱怨找不到合适的人才。排除研究型、实践型大学的因素，高职院校不少学生“三三分”的表现是主要因素：一节课，三分之一的学生在睡觉；三分之一的学生在看手机；三分之一的学生在交头接耳。长此以往，如何能掌握一技之长，成为企业、行业、产业所需要的人才？如何能发挥“民生工程”的保障作用，做到令学生满意、令家长满意、令社会满意？

　　高职教育是直接面向职业岗位需求、行业产业需要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高等教育类型，培养的人才如果不能适应市场需求，将会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质量于高职教育，同样是“生命线”般的存在。如此看来，“宽出”已到了不可不改、必须要改、肯定要改的地步，“严出”应当成为高职院校走可持续发展、内涵发展的必由之路，应当成为高职院校治理体系建设、教学诊断与评估最终的落脚点和抓手。

　　前一段时间，教育部提出对本科教育“合理增负”，跨出了本科教育“严出”的重要一步。作为与普通百姓生活关系最紧密的高职教育，人们也期待能够像本科教育一样“严”起来，提高竞争力，提升满意度。

　　但是，竞争力和满意度更多的不是从“严出”的结果而来，而是从“严管”的过程而来。高职教育的目标也是人人成才，“苔花如米小，也如牡丹开”，应把日常工作的重心放在严格的过程管理上，既关注他们的身心成长、价值取向、素质培养，推进建设三位一体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实施规范化人才培养在时间、空间、人员、内容上的全覆盖，将规矩意识和素质教育贯彻于学习的全过程，也要时时跟进他们的表现和学业，加强预警，实行由浅至深、由小到大、由本人及家长的递进式预警机制，发现品德、学业上的问题及时提醒、及时告知、及时处理，不搞一棍子打死，不简单地把他们推向社会，真正培养“职业道德高尚、职业技能高超”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实现人人成才。

　　当然，高职院校要真正实现“宽进严出”，还需要有相应的制度配套予以保障。

　　从学校层面来说，首先，要科学制定与人才培养目标相一致、与职业特点相吻合的高职教育自身的评价标准与体系。高职教育培养的技术技能型人才直接面向职场、岗位、工作过程，职业匹配度、岗位匹配度以及适应性要求更高，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最快地适应岗位需求，从“生手”成为“熟手”，因此，“严”的评价标准和体系也应该与人才培养的目标和要求相一致，万万不可“依葫芦画瓢”，照搬本科教育的一套，这样既“画虎不成反类犬”，还丢失了高职教育自身的特点，与人们期待与市场需求渐行渐远。其次，要全面加强教学质量诊断改进，突出加强教学常规，完善教学质量标准体系，逐步推行全面的专业诊断评估和核心课程诊断评估，增强教学诊改的技术支撑能力，从根本上改变部分教师“混教”的状况。

　　从社会层面来说，有关方面还应从顶层设计予以考虑，比如在必修课程设置、学分制收费许可、重修收费标准等方面增加高校的办学自主权。如此，才能从体制、机制、政策、制度等方面推动高职教育朝人民满意的教育方向持续快速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