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社会转型发展中，职业教育与培训并举发展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就业，稳定民生，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人力资本支撑，对经济新常态下“调结构、转方式、促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职业院校开展职工继续教育的工作。2019年2月，国务院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中第七条对“开展高质量职业培训”进行了一系列部署，为开展职业培训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职业院校应配合国家重大战略，精准对接产业发展需求，精准契合受教育者需求，开展形式多样的培训工作，探索出职业院校独具特色的培训模式，在服务转型升级、提升产业竞争力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一、政策引领开展各具特色的职业培训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完善现代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注重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鼓励创业带动就业”。近年来，教育部高度重视发展职业教育和培训，并引导各类院校特别是职业院校积极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主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着力提升在职职工、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人群的创业能力就业能力，不断提升培训质量和水平。
1.推动职业院校服务国家发展战略。近年来，教育部推动各类院校特别是职业院校发挥本校师资专业优势，多形式、多模式地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服务“中国制造2025”、精准扶贫、乡村振兴、京津冀协同发展、军民融合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2011年以来，教育部已在普通高校建设了50个继续教育基地，各有关部门、行业企业在普通高校和职业院校建设了一大批职工继续教育基地和实训基地，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例如，2017年全国有500多所高职院校探索了产教协同“走出去”的新路径，短期培训境外人员38万人次；商务部在宁波职业技术学院设立的“中国职业技术教育援外培训基地”，5年来已为“一带一路”沿线的110个发展中国家培训了1400多名教育及港口、汽车产业学员，有效提升了中国职业教育和“中国制造”的国际影响力；天津5所职业学院在泰国、英国、印度、印尼设立“鲁班工坊”，开展了学历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北京昌平职业学校精准服务乡村振兴，创新送教下乡、“校镇村”合作的新模式，以“一镇一村一项目”的帮扶模式，帮助当地农民走出一条标准化、规范化、特色化的创业之路，把教育培训办在农村经济发展的产业链上。
2.推动各类院校面向重点人群开展培训。引导推动各地各类院校结合自身办学特色和培训特长，精准对接科技、产业创新发展需求，积极承担地方政府和行业企业委托的各类培训项目，批量培养掌握新知识新技能的技术技能人才，有效化解人才短缺的结构性矛盾。例如，自2009年以来，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承接深圳市民政局项目，招收14批次796名退役士兵参加职业培训和学历教育，促进了退役士兵的转型和就业创业。全国21个省市近300个各类院校参与实施面向农民工的“求学圆梦行动”，探索了“不脱产、不离岗、送教入企业”、订单式教育模式，61万农民工参与了职业技能培训。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围绕邮政业务发展、创新运营和市场拓展需要，面向邮政集团专业、操作岗位序列的在职员工，以提升岗位胜任能力为重点，构建了与员工职业发展相适应的岗位培训体系，每年集中培训规模2.5万人次，远程培训规模250万人次，岗位培训认证规模30余万人次，有效支撑了邮政业务发展与技术创新。
3.推动职业院校推行“双证书”制度。推动职业院校主动与职业技能鉴定机构、行业企业合作，对接最新职业标准、行业标准和岗位规范，紧贴岗位实际工作过程，积极推行“双证书”制度，鼓励职业院校学生在校学习多种职业技能。例如，天津市职业院校积极推进“双证融通”改革模式，实施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的衔接贯通。截至2017年底，有18万名职业院校学生在获得学历证书的同时，获得相应职业资格证书。
4.推动社区教育体系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目前，全国已有近770个县(市、区)形成了社区教育三级办学网络，主要面向进城务工人员和失业人员等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例如，广东佛山顺德区面向异地务工人员，开展了“异地务工人员融入顺德”的培训；湖南长沙雨花区针对失地农民、失业人员，开展了“菜单式”职业技能培训；陕西西安未央区针对农村致富骨干、农民经纪人、农业企业主，采取了“技能培训大篷车”上门服务的形式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二、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建设日趋成熟
为了厘清职业教育培训体系的现状，教育部于2018年5月开展了广泛的调研，并先后赴浙江、山东两地的学校、企业及行政部门进行实地考察，通过组织小组焦点访谈、个人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等形式，围绕学历教育和培训并举、终身技术技能培训、构建人才成长立交桥、服务乡村振兴、加强职工培训等话题进行了深入调研。访谈了200余人次，实地考察学校和企业21处，收集实物资料100余份。2018年6月20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在北京召开了“职业院校面向行业企业开展职工继续教育座谈会议”，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相关负责人或处室负责同志、职业院校代表、职教集团代表、行指委代表共60余人参加会议，对职业院校面向行业企业开展职工继续教育所取得的成绩经验和典型案例进行了总结和交流。通过对这些一手资料的分析，可以看出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建设正在不断完善，主要体现在政策规划、资源配置、人才培训、品牌建设、体系建设、质量保障六个方面，构建出“六位一体”的立体化、过程性、全方位培训框架。
1.政府支持职业院校开展职业培训。随着我国经济转型升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稳步推进，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涌现，“技工荒”“就业难”同时并存，人才需求与供给、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针对“三农”和一线职工的职业培训问题越来越受到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根据2014年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和《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以及教育部和有关部委文件的要求，各地因地制宜地制定了一批条例、实施细则和配套文件，不断完善与地方产业发展相适应的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制度体系，主动加强对职业与成人教育发展规划、资源配置、条件保障、政策措施的统筹管理。在省级政府层面，浙江省委、省政府印发了《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高水平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行动计划(2018-2020年)》，明确到2020年基本形成乡村振兴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大力发展高效生态农业，实施“12188”工程和万家新型农业主体工程；山东省建立了职业教育联席会议制度，在山东省教育发展和体制改革领导小组下，由省教育厅牵头定期研究职教工作。在市级政府层面，浙江省湖州市教育、财政、人社三部门联合出台《湖州市中职学校社会服务经费管理与使用办法》，鼓励中职学校教职工积极参与社会服务，允许学校将社会服务所得收入的一定比例统筹用于教师服务奖励，进一步促进中职学校社会服务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山东各地市成立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领导小组，积极推进职业教育改革发展。
2.保障重点人群享有优质培训资源。从资源配置来看，随着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和初中应届毕业生生源持续锐减，职业院校开始主动作为，面向市场，面向社会，面向“三农”，积极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并重并举”逐步形成共识，包括技工学校、乡村农校在内的职业院校在各地都是面向“三农”和一线职工开展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的主力军。与此同时，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开展的各类培训，有的委托职业院校开展，有的聘用职业院校师生为各种培训机构授课，很多社会培训机构也大量聘用职业学校的师生授课。调研显示，各职业院校将职业培训工作作为推进产教融合的“润滑剂”，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农村实用技术培训、职业农民培训当作服务“乡村振兴”国家战略的重要抓手，以职业培训、服务企业来密切校企合作，主动引入行业企业资源参与教育教学。各校依托本校行业认定的培训基地、技能鉴定站(中心)，积极承担农业、人社、经信、安监、民政等部门组织的企业员工岗位技能提升，包括新型职业农民、外来务工人员、未升学初高中毕业生、退役士兵就业、创业培训等，职业培训的社会服务能力不断提升。
3.服务国家战略，不断拓展培训内涵。第一，配合国家战略深入推进，各地各职业院校依托各类教育培训项目，拓展教育培训内容，改革教育教学方式方法，提高教育培训质量，为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培训了一大批人才。例如，滨州职业学院先后为亚洲最大的电解铝企业魏桥创业集团开办针对班组长素质提升“魏桥铝电高级进修班”六期，培训企业骨干700余人，魏桥铝电车间管理人员中有50％以上在学院参加培训，学院被魏桥铝电职工称为魏桥铝电的“黄埔军校”。第二，企业职工教育培训的目标发生了变化。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时代到来之际，知识更新迭代速度加快，市场竞争的内容已经由质量竞争转向速度竞争、信息竞争和知识竞争，许多企业已将职工教育培训视为企业发展战略的重要环节之一，将培训与职工职业生涯规划结合得越来越紧密，呈现以终身教育理念为指引，积极构建学习型企业的趋势。例如，阜溪成人学校用“***”模式谱写企业职工文化生活新篇章，上下联动，培育“一灵”；资源整合，完善“一队”；资源共享，建立“一网”；突出重点，打造“一课”；凝心聚力，做亮“一节”。通过实践，拓展了社区教育平台，拓宽了人的城镇化教育途径，扩大了企业职工文化生活的阵地，丰富了职工文化生活，提高了企业职工素质，造就了一批劳动关系和谐企业。第三，在服务“一带一路”倡议中，职业院校充分利用各种资源，面向“走出去”企业，为企业外派员工开展国外宗教文化教育，为企业本土员工开展汉语言培训和专业技能培训、国际交流学历教育。例如，2017年，浙江全省高职院校专任教师服务“走出去”企业国(境)外指导时间为13559人日，是2016年的2.8倍；山东全省高职院校2017年非全日制国(境)外人员培训量为52637人日，专任教师赴国(境)外指导时间为15518人日。
4.做强做优职业技术培训品牌项目。一些地方和职业院校紧密联系区域实际，围绕当地“转方式、调结构、促升级”，通过培育特色，打造品牌，探索形成了一些各具特色的职业培训新机制、新方法、新模式，在服务乡村振兴和“中国制造2025”等国家战略过程中脱颖而出，有为、有位、有味。浙江省湖州市为推进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全市职业院校和成人学校紧密结合湖州经济和社会发展实际，充分利用自身的课程、师资、实训设备等资源，积极探索职业培训的新机制、新方法，实施“八大培训模式”，即“校企合作”“职成联手”“行业合作”“超市式”“中介式”“双元制”“订单式”“创业式”培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山东省寿光市职教中心围绕国家战略，打造多种特色培训品牌，如围绕“乡村振兴”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围绕“新旧动能转换”培育技能型人才、围绕“企业安全生产”开展专业培训、围绕“提升文化自信”开展教育活动等，深受当地农民和企业员工的欢迎。
5.完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等战略部署，很多省市在深化服务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助力行业企业高技能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探索实践并取得成效。在座谈会上，上海介绍了经验，自2016年起，上海市教委与市总工会联合组织实施“百万在岗人员学力提升行动计划”，坚持需求导向，在针对300余家企业、2.1万名在岗人员开展专项调研的基础上，重点做了以下工作：坚持学历与非学历教育并重；建立“校企合作”办学模式；深入探索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沟通衔接的“双证融通”机制；推动非学历培训与学历教育的对接及学分转换；加强学习资源的汇聚和建设工作。在建设“学分银行”搭建技术技能人才发展“立交桥”方面，2012年，上海率先做起，已形成了四个方面的成果：建设了面向全市的学分银行服务体系，学分银行能够覆盖全市所有高校的68个网点和覆盖全市各区的20个分部；开发运行了学分银行信息化平台，为在岗人员提供学习成果存入申请、查询、成绩证明、成果转换申请审核等服务；建设了面向全市的个人学习档案库，已为321.6万名学习者建立了个人学习账号和学习档案；构建了学习成果认定和转换标准体系和七种学习成果认定和转换通道。
6.建立督导评估制度保障培训质量。质量保障是开展职业教育培训的重要一环，为培训提供必要的反馈，从而推进培训更有成效地开展。浙江、山东两省都将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并举、办好继续教育相关内容纳入本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纲要、教育改革和发展中长期规划纲要、中职教育发展规划，并将其纳入相关示范学校、专业建设等考核指标。浙江省湖州市成立发展现代职业教育领导小组，将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并举纳入相关发展规划，专项实施市中职教育“五大工程”“六项行动计划”“现代化工程”，教育、发改、人社、经信、财政、农业等部门合力推动职业教育和培训健康发展。山东省在《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贯彻落实鲁政发[2012]49号文件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鲁政办字[2013]126号)中明确提出：“健全面向全体劳动者的职业教育培训制度。统筹利用各类教育培训资源，重点依托各级各类职业院校和培训机构，开展就业技能培训、岗位技能提升培训和创业培训，面向农村开展农业实用技术培训。”
三、高质量职业培训面临的挑战与问题
1.缺乏统筹管理。多年来，各地、各部门、各行业企业、社会培训机构等都积极开展了职业技能培训，特别是近年来，下岗再就业工人、返乡农民工及其他重点人群的职业技能培训越来越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培训项目日益增加。但是，由于缺乏统筹，标准不一，一些地方对重点人群重复培训，资源浪费，培训标准和统计工作各自为政，多部门协调机制有待建立。
2.学校培训动力不足。目前，各类院校特别是职业院校主动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的积极性不高，动力不足，主要原因是缺乏将教师参与社会培训服务计入教师工作量等激励政策，加上按照财务“收支两条线”的管理制度，职业院校培训收入需要上缴财政，学校无权支配，影响学校开展培训的积极性。
3.培训内容难以满足企业需求。目前，职业院校的培训内容缺乏针对性，不同程度降低了培训的吸引力。由于缺乏与企业沟通，不能准确了解企业的培训需求，在培训实施中采用传统单向知识传输的教育方式，不善于通过理论学习、角色扮演、案例分析、项目设计、小组讨论、教学观摩、教学反思、技能展示、书面评估等方式多层次多角度地渗透和强化的教学方法完成培训课程，难以满足企业个性化的需求，导致企业不愿把提升员工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培训交办职业院校完成。
4.培训师资质量难以短时间内提升。其一，教师数量不足。职业院校教师编制是以全日制在校生数量进行配备的，不少学校教师上课每周达到16～20节，再加上繁重的学生管理、技能实践锻炼以及学校相关工作，任务相当繁重。若再开展培训工作，教师难以应对。其二，胜任企业员工培训工作的教师不足。由于职业院校教师大部分毕业于普通高校，难以在短时间内熟练掌握应用课程的教育教学法，加之对企业员工的学习需求与动力缺乏了解，无力开展高技术含量的培训业务，并且这种现象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改善。
5.培训标准和监督体系不健全。职业技能培训标准体系不健全，培训结构缺乏统一的考评标准和监督办法。由于缺乏监督评价，许多培训机构无法保障培训质量。没有建立国家资历框架和等级标准体系，导致职业技能培训等各类非学历教育培训的学习成果得不到认定、积累和转换，职业技能培训与学历教育无法融通。
四、推动高质量职业培训的新任务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为下一步做好职业培训树立了信心，打开了前进的通道，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并对下一步的重点工作做出以下部署：
1.落实学历教育与培训并举的法定职责。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精神，发挥职业院校的办学特点和资源优势，使其成为开展学历教育与培训的主阵地。面向在校学生和全体社会成员开展形式多样的职业培训，为符合条件的一线职工、退役军人提供学历教育，同时在学制上给予适当延长。形成全民终身学习良好氛围，加快建设学习型社会，提高国民整体素质，提升我国整体竞争力。
2.加大技术技能人才紧缺领域的职业培训。为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服务重点人群，提供优质人力资源，特别要围绕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十大领域开展职业培训。引导行业企业深度参与人才培养培训，促进职业院校在专业建设、课程改革、实训内容、师资水平、教育教学质量等方面加大改革步伐，为探索具备国际先进水平的中国职业教育标准体系建设做出应有贡献。
3.加大开展高质量职业培训支持力度。各级政府要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引导企业积极参与到职业培训中来，推动职业培训市场发育，并以准入制的有效标准去评估、监督、规范培训市场。加强地方统筹，整合各类学历教育和培训教育资源，整合人社、农业等行政部门和群团组织以及行业协会的资源，形成“大职教”发展格局。加大对企业提取职工培训经费情况和使用情况的监督，落实职工培训任务，以增进职工参与培训的积极性。
4.加强师资队伍的能力建设。“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制度是人们行为的依据，是体系得以有效运行的保障，应该在制度建设上着手推进职教师资队伍建设，这是一种“顶层设计”。建议国家层面建立适应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教师编制动态管理办法，定编到岗不到人，赋予职业院校校长用人自主权；同时，继续加大“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升计划”实施力度，鼓励支持各地采取积极措施，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职业院校教师培训内容应该充实职业道德、经营管理、创业指导、品牌建设、质量安全、市场营销和农村电商、社区教育等方面的相关知识。
5.加快学分银行建设，构建国家资历框架。以学分银行的建设为切入点，建立统一的国家资历框架，明确非学历教育成果认定标准和办法。探索制定学历与非学历教育的学分互认与转换标准机制，并搭建转换平台。例如，可以通过开展“直通车式双证融通”作为试点，建设职业技能标准与学历教育教学要求相融合的融通课程，使在岗人员通过融通课程的学习考核，同时获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和学历教育学分。以学分为计量单位，制定打通教育系统内的学习成果认定和转换通道，如普通高校、高职院校、成人高校之间的学分转换；自学考试与高校之间的学分互认；中职与大专、高职与专升本衔接的学分转换；非学历证书认定为学历教育学分；非学历培训项目认定为学历教育学分；等等。
6.畅通技术技能人才职业发展通道。首先，通过制度保障，畅通高技能人才的职业发展通道，使持有职业资格的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资格人才具有同等地位，特别是关键技能带头人应该享有较高的待遇和地位。增强技术技能人才的成就感，调动技能人才热爱学习、钻研技术、提高技能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其次，为技能人才成长创造学习提升的机会，为技术技能人才学习与切磋搭建交流平台。培训机构加强研究适合技术技能人才提升的设置标准和培训项目，持续向学习者发放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职业培训证书。最后，建议引入培训第三方评估服务，由大中院校、科研机构研制科学的测评方法和测评工具，帮助企业、培训机构开展员工职业素养评估，通过第三方评估的方式诊断培训质量和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