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评价改革需要在三个方面发力

　　无论承认与否，教育评价对教育实践都有着重要的影响，起着指挥棒的作用。因此，教育评价改革显得尤为迫切，是建设现代教育治理体系、提升教育治理能力的关键。目前大家对教育评价中的突出问题都有共识，都支持“破五唯”，现在的关键在于“立什么”“如何立”。这个文件只是提出了指导原则，并非一个可操作性的白皮书，最后还需要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各个学校，尤其是广大教育工作者结合各自的工作实践，不断摸索完善评价体系与办法。笔者认为，改革需要从三个方面发力：

　　一是要进一步明确教育评价的价值导向。价值导向是评价体系的坐标原点，对行为和结果的评判都是建立在价值导向的基础之上的。从理论上讲，中国教育的价值导向一直是清晰明确的，就是要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在当前国际局势之下，笔者认为在大学层面人才培养要求还要加上“具有全球胜任力的”，培养具备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和文明互鉴的胸怀和能力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具体到教育实践，就是要回答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既然目标和价值导向是明确的，在现实当中，为什么还会出现“五唯”盛行的情况？以大学评价为例，大学的组织特性是多使命，承担着教学、科研、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的重任，客观来讲由于利益相关者众多，要回应各方诉求、平衡资源配置以实现多重目标确实有难度，而且当前高竞争环境也容易诱使大学急功近利。正因为如此，更需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教育评价改革就是把履行根本任务作为核心衡量标准，促进教育机构真正以育人为本。

　　二是要系统地改革教育评价的内容和方法。教育评价改革的核心任务是要解决评什么、怎么评的问题。“破五唯”要破的是“唯”，而不是废止把分数、论文等作为个人和组织评价的一个指标。以学生评价为例，分数仍然是迄今为止最高效且具有可比性的衡量学习成效的方法，但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好的方法。“分数”是测量学习成效的一个表征，而非智力发展的全部，更不用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水平了。因此审视教育评价中的“五唯”，主要表现是在评价内容上以偏概全，在评价方法上简单粗暴。因而，教育评价改革在评价内容上要系统地考量，在评价方法上要采用多样化的方法和工具，通过不同评价方法得到的结果相互补充与印证，提高评价的科学性。此次政策提出的“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为系统改革教育评价提供了指导方针，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各个学校以及广大教师，需要深刻领会政策精神，从这四个方面入手，结合工作实践，深入研究、不断探索，创造性地提出适合各自工作实际的教育评价办法，逐渐形成完善的规章制度与可操作的实施细则。还是以学生评价为例，除了分数，是否有其他评价学习成果的方法？终结性评价之外是否有形成性评价？是否对学习过程进行考察，以便及时调整教学策略？是否考虑到学习基础与增值，因材施教？学生发展目标是否系统且细化可观测，是否有多样化的方法工具能够全面反映发展水平？

　　三是要形成多元主体参与的民主化教育评价机制。教育事业，尤其在高等教育层面，涉及多主体利益相关者，这些利益相关者彼此之间的利益关系并非总是协调一致，因此需要形成一套多元参与的机制，使重要利益相关者通过博弈和协商，就教育评价的标准、实施办法以及结果如何应用达成共识，从而使教育评价发挥应有作用。更进一步说，考虑到教育评价的目的不仅是为选拔和资源配置提供依据，也是通过外部评价和自我评价，找出工作当中的问题与不足，达到改进的目的。而要实现改进的目的，多元主体的参与尤为重要，要使目标和评价成为大家认可并愿意为之努力的共识。以教学评价为例，教师不仅是被评价的对象，也应该是评价标准制定的参与者、评价的重要实施者和监督者，使教学评价成为教师了解教学成效与问题，进而改进教学、提高质量的途径。

教育评价需要社会评价的系统性变革

　　“立”需要外部系统的支持。教育体系是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作为公共产品提供者，教育体系对外部环境具有高度的资源依赖性，因而教育机构的行为深受外部环境的影响。要把教育评价改革落到实处，必须同时进行社会评价的系统性变革，否则教育评价改革难以推行。比如，人事部门如果仍然以学历论职级和薪酬，教育评价改革又如何能冲破这些制约？再比如上海在2018年改革落户政策，规定北大清华应届本科毕业生可以直接落户不必算积分，而各省委组织部门选调生也基本严格限定是985高校毕业生，地方政府仍然以出身论人才，老百姓又如何能超脱地不在乎读什么学校？学校又如何能做到不追分数与升学率，又怎么对教师实施过程与增值评价？教育评价是社会评价的一部分，社会评价的系统性变革是教育评价改革能够落到实处的前提。

　　“立”还要破解诚信缺失和功利文化导致的难题。诚信缺失是使很多教育评价改革落实不了的一个重要原因。以高校招生为例，招生唯分数评价显然不够合理。2014年高考改革启动，其中最关键的一项就是提出综合评价多元录取，即不唯分数。但在后续实施中，却变成了“两依据，一参考”，分数还是录取的核心。之所以这样做的道理很简单，一旦分数不是重要考量，大家就担心危及公平公正。近年教育部严管各种特殊类招生，今年新推出的强基计划也明确提出，高考分数占比不得低于85%，目的都是为了保公平。诚信缺失使得社会公众包括教育内部人员更相信刚性的尺子，这是“五唯”盛行的深层次原因之一。因此在教育评价的制度设计中需要采取创新性措施，确保公平公正。

　　功利文化是扭曲教育评价的另一重要原因。新高考改革强调学生选择权，最后功利算计导致物理选考人数大幅下降，第三批启动高考改革的8个省不得不将物理作为限选科目。淡化考试分数，学校综合评价，看学科竞赛成绩，于是就全民奥赛；看创新活动，于是中小学生搞科研、写论文、报专利风起云涌，近日昆明一小学生癌症研究被揭露作假，国家级的全国学生科技创新大赛被发现舞弊项目缠身就是活生生的一列。不只是针对国内的高考，伴随留学热，诞生了大量专门为国外高校申请的“背景提升”的公司，核心就是协助申请者设计各种活动，甚至定制展览、竞赛等，协助花了大价钱的学生在综合评价中胜出。诚信缺失和功利文化经常互相缠绕，恶化了教育公平环境，危及教育评价的公信力。

　　诚信缺失和功利文化都不是短期内可以解决的，因此，教育评价的任何制度设计都需要对此有所考虑和防范，否则必然衍生新的问题，导致评价改革半途而废。

　　总之，教育评价改革是一个复杂系统工程，要“破”更要“立”，需要教育系统内部的改革创新，也需要社会评价的系统性变革以及全社会的参与，否则难以取得实效。此外，教育评价改革，一定要守住公平公正的底线，否则人民无法答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