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教20条”意味着我国职业教育国家制度建设形成了国家主导制度建构、制度创新的制度供给模式。这种模式将加大国家制度供给的速度与规模，其带来的影响将是巨大而深远的。

一是扩大国家制度供给的基本面，提高国家制度能力。

国家的功能本质上是垄断制定具有约束力的政策，即制定一系列的制度。由于国家的这一优势，国家可以成为各种制度最有效的实施和执行者，也应该是最大最有效的制度供给者。制度是国家能力的核心。所谓国家制度能力即国家进行制度建设（包括制度设计）与制度供给的能力，能为国家与社会发展提供稳定的规则体系。因此，国家作为主动的制度供给者与创新者，将极大地提升国家制度能力，加大国家制度供给的规模。我们从“职教20条”的颁布以及颁布之后的配套文件中可以看出这一点。“职教20条”实际上是职业教育制度建设的顶层设计，文件颁布后，国家陆续出台产教融合企业认定政策、1＋X证书试点、职教招生政策等制度，国家政策出台的频度是前所未有的。这些政策与“职教20条”共同构成了职业教育制度建设的组成部分，极大扩充了职业教育制度的规模。

二是扩大全球性制度供给，掌握国际职教领域制度主导权。

长期以来，我国在职业教育领域是国际职业教育的学习者，是国际职教制度的输入者。然而经过4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经成长为最大规模的职业教育大国。作为一个职业教育大国，将成功的发展理念、发展模式、发展规范外化成为国际社会的原则规范，建立适应乃至引领世界职业教育的制度规范，为世界职教增加制度贡献度，不仅是中国职教走向世界的必然使命，更是职业教育大国义不容辞的责任。在这方面，以国家为主体，凝练具有国家特色的产教融合制度、职业教育扶贫制度、职业教育评估制度等国家制度，可以与中国的职业教育理念、职业教育标准一起，成为向世界职业教育输出的重点方向，增加国家在全球性职业教育领域的贡献度。

三是加快制度更替，推动职业教育与社会发展同步转型。

制度是推动教育现代化的关键因素，是推动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同步转型的联结点。改革开放40多年来，职业教育的整体发展环境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外部的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了跨越式的转型升级，在此背景下，依靠地方创新的局部改革越来越难以推动职业教育的整体发展，改革的不断深入对国家介入职业教育创新发展的期待越来越明显。在这个背景下，国家主动进行制度创新将极大推动职业教育与社会发展同步转型。首先，国家可以作为制度供给者建立教育制度的框架、标准，不断推进教育制度和政策供给与经济社会发展外部相衔接。例如近年来国家力推的国家资历框架制度。国家资历框架不仅是个体成员职业成长的阶梯，更是沟通职业教育与产业的桥梁。为加快推进国家资历框架建设，“职教20条”立足国情提出了1＋X证书制度试点、国家学分银行建设等，成为构建国家资历框架的基础工程。国家资历框架的建立，将促进职业教育内外部制度的衔接，为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打通道路。其次，国家可以强力推动关键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加快制度的变迁与调整，从而推动教育与市场融合。近期国家结合产业发展变化，适时推出了系列深化产教融合的制度。“职教20条”也要求制定产教融合企业认定制度，强力推动教育与产业界的融合，产教融合制度的构建与完善极大推动了教育链与产业链的衔接，开创社会多元办学的新格局。

四是激励地方创新，推动国家与地方制度同步调整。

国家主导的制度建构与创新不是对地方创新的取代，而是培育、激励地方创新。这是由于国家作为制度供给者，具有营造改革发展环境、维护改革稳定的宏观作用。随着改革日益深入，地方很难再承担制度建设的全部责任，需要国家加大制度供给，主动承担改革风险与责任，这对于地方创新是一种保护，也是一种激励。同时，国家主动进行制度创新，可以与地方形成良性的竞争局面，刺激地方快速调整和创新制度，达到国家创新与地方创新并存的局面。“职教20条”颁布实施后，各地纷纷出台地方性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山东省成为了全国第一个省部共建的职业教育创新发展高地，职业教育领域的制度创新活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