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改革开放45周年。我国现代意义上的职业教育实际是伴随着改革开放而得到大发展的。政策高密度发布也主要集中在党的十八大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的这五年。

应需而生 百年探索 地位确立

“现代教育体系主要包含两大类型，一类是普通教育，培养知识型、学术型、学科型、研究型的人才，另一类是职业技术教育，培养技术型、技能型、操作型、实务型的人才。我国的职业教育最早始于150多年前洋务派在福州创办的船政学堂。应该说，我国职业教育是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是洋务派等有识之士对西方洋枪洋炮侵略的回应，由此我国实用型的教育开始发端，但此时的职业教育仍是普通教育的一个支流。”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职业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邢晖教授梳理了我国职业教育一路走来的发展历程和国家新法新政背景下产教融合的趋势。经过100余年的探索与发展，至2019年，国务院明确指出，“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不同的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2022年，新职业教育法提到：“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的教育类型。”自此，职业教育终于堂堂正正地站了起来，成了教育体系中与普通教育并行的一轨。“到1949年后至改革开放前这一段历史时期，我们的老中专技工学校作为计划经济的产物，仍然是普通教育的一个分支。”

今年是改革开放45周年。邢晖指出，我国现代意义上的职业教育实际是伴随着改革开放而得到大发展的。“当时我国百业待兴，人才市场急需能够解决问题的实用型人才。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为了解决严重的人才结构偏失问题，满足劳动力市场需求，改变‘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普通教育一边倒的局面，我国在1985年的全国第一次教育大会上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首次提出了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方针，对教育结构进行调整。这个方针持续40多年，始终未变。”

“40多年来，职业教育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由20世纪80年代以中等职业教育（包括职高、中专、技校、成人中专四类）为主体，到90年代中后期，高等职业教育应运而生，再到2014年，首次提出了‘探索发展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今天，我国职业教育体系中层次结构日趋完善，不仅有了高中阶段、大专层次和职业本科层次，同时也成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职业教育，为世界高等教育体系的丰富作出了巨大贡献。”

“但不论是同世界上发达国家相比还是同我国的普通教育体系相比，职业教育都是后发的，也是相对薄弱的。在改革开放以来的这40多年里，在社会文化、观念以及制度安排对职业教育都非常不利的情况下，我国职业教育界人士秉持改革和创新的精神杀出了一条血路。”“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后，职业教育发展更是进入了一个快车道。”在邢晖的记忆里，改革开放以来这45年，高规格的职业教育大会有多次。几乎每一届中央政府都会召开一次职教会议，同时发布一个高规格的文件，迄今为止职业教育最高规格的文件是国务院颁发的，一共是五个。习近平总书记两次专门针对职业教育作重要指示。2021年4月12日—13日，首次以党中央名义召开了“全国职业教育大会”，这在我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是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政策高密度的发布也主要集中在党的十八大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的这五年。”

邢晖表示，从世界职业教育“三大模式”——政府主导型、企业主导型以及政府和企业双重主导型来看，我国是典型的政府主导型，职业教育能取得这样的成就，重要的驱动力主要来自党和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在系列政策法规的引导下，我国职业教育从规模发展转向了高质量发展。总的来说，40多年以来，党和国家对职业教育的顶层设计走向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在教育性质导向上都支持它从普通教育的分支成为一个独立的类型。第二，从偏重单项的改革走向一个更加综合、更加系统、更加民主开放的改革。例如，过去的政策推动的是中职高职的扩招或是县级职教中心建设这类单向的改革，后来则转变为“1+X证书”制度探索、学分银行和国家资历框架的构建、三全育人试点、全国高职“双高”建设等，这些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综合改革。又如，从职业教育体系初步建立、不够完整，到现在职业教育法确立了六大特征，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已经较为完善。第三，发展重点从规模的外延扩张走向了提质培优、增值赋能、高质量发展，引导职业教育以内涵建设为重点。第四，发展模式从带有浓重的计划经济痕迹、走普教的老路到顺应市场经济和数字经济发展趋势要求。基于以上特征，邢晖对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未来作出预测，她认为我国职业教育未来将形成“地方为主、学校自主办学”的新格局，改革将更加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聚焦标准、制度、平台的建设，在教育教学质量和内涵的提升上，还将探索在职普融通中，优化职业教育不可替代的类型定位。邢辉坚信，“相信经此系列努力，我国技术技能人才将出现较大的量变和质变。”

春天里仍然负重前行 从制度支持到文化建设

40多年里，我国职业教育取得了不小的成就，有人据此提出“职业教育的春天来了”，邢晖认为，这个判断还为时尚早，主要原因在于老百姓的观念还有待转变。“中国五千年的文化传统，基本是重普轻职、重学轻工，职业教育是二流教育、不正规的教育、缺乏尊严的教育、希望不大的教育，这在目前的社会观念中仍是较为普遍的看法。”因此，职业教育的发展在实践中仍然是“负重前行”。

邢晖指出，在中央的整个政策导向中，“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重点，也是职业教育发展、建立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必由之路。从教产结合到产教合作，再到现在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实际在政策的指引上都是一脉相承、不断延伸的。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二十大对职业教育的专门阐释，都一直强调“产教融合、校企合作”。2019年，国务院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回答了“怎样完善体系、怎样深化产教融合”的问题。12月19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指出，深化产教融合，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是当前推进人力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迫切要求，对新形势下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扩大就业创业、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具有重要意义。由此我们看到，“四个链条”环环相扣，“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应该是我们建立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必要路径。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职业教育面临着普通大学（双一流、老本科以及应用型本科等）的挤压，因此，职业院校如何在产教融合中精准定位，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问题。

党的二十大报告的一个亮点是把教育、科技、人才放在同一个部分，邢晖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金四角”：产、教、创、人。其中产业是核心，科技创新是动力，人才是关键，教育是基石。职业教育一头连着教育，一头连着产业，产教融合是教育链与产业链的融合，这与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教育链“四链相扣”的职业教育新生态形成了呼应。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到要统筹‘三教’——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协同创新，同时要推进‘三融’——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要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同时在人才这一板块，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提到了要坚持各方面人才一起抓，其中就包括了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以及高技能人才这类实用人才。在党的二十大召开前一周，国务院办公厅和中央办公厅也发布了《关于高技能人才培养的意见》。”邢晖欣慰地说，“由此，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也堂堂正正地进入了国家的重大战略人才规划里。此外，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还提到了职业教育终身化和社会化的问题，提出了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企业作为重要的办学主体，也要加强对在岗职工及其他人员的培训。”

为了贯彻党的二十大报告精神，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被业内人士称为“十四条”。邢晖介绍，“十四条”的核心思想是“一体两翼、五重点”。其中，“一体”是大的目标追求——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两翼”主要是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方面，要发挥两个积极性，一是地方的积极性，建市域的产教联合体；二是发挥行业的积极性，打造行业的产教融合体。“五重点”，更多的是让学校聚焦在影响质量发展的关键能力和关键问题上。2023年4月，教育部也发布了《关于开展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的通知》，提出要在全国建立市域产教联合体的计划。一年50家，用三年的时间，到2025年，要建立150家市域产教联合体。

邢晖总结：我国职业院校是伴随着“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这一重要路径存在和发展的。它并非目的，不能为合作而合作，但它却是绕不开的路径。改革开放40多年来，在党和国家政策的指引下，基于学校和企业的不断探索，我国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发展道路，呈现出自下而上、由外向内、由浅入深、由单赢到双赢、由职业教育到高等教育的转变。现在更重要的是要力促形成一种产教融合的文化。因此，在邢晖看来，职业教育的文化自信和自立自强，离不开企业行业的参与。

2022年5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正式实施。邢晖总结说：新的职业教育法从五个维度推动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第一，明确“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的基本制度和办学模式；第二，让企业成为职业教育重要的办学主体（鼓励企业办学校或培训机构）；第三，推动企业支持和深度参与职业教育，譬如在专业设置、课程改革、教材编写、双师型教师的培育等方面；第四，对于产教融合型企业，给予奖励和激励；第五，鼓励学校重视和加强校企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