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产教双方的文化类型不同。

产业系统强调文化的价值，注重标准意识、规则意识和效率意识，本质上是管理文化，而教育系统强调文化的功能，注重以文育人、以文化人，注重人才培养过程中的文化浸润和熏陶，本质上是素质文化。两种不同的文化类型导致产业系统与教育系统在产教融合推进上的目的有所不同，产业系统旨在通过产教深度融合改进管理、提升生产效率，而教育系统旨在通过产教深度融合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为此，打造产教融合新型载体，特别是市域产教融合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必须在管理文化与素质文化两种不同的文化类型上寻找文化契合点，以筑牢产教系统与教育系统共同的文化基础。

“工匠文化”是我国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的以“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为主要内容的文化类型，具有管理文化与素质文化两种不同文化类型的特质，既强调标准意识、规则意识和效率意识，也强调文化的浸润和熏陶。自古以来，我国就有尊崇和弘扬“工匠文化”的传统，《诗经》中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反映的就是古代工匠在切割、打磨、雕刻玉器等时的精益求精、反复琢磨的工作态度。《庄子》中讲庖丁解牛游刃有余，“道也，进乎技矣”。“工匠文化”在我国有一定的历史沉淀，因此，从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内在要求来看，传承弘扬“工匠文化”有利于寻求产业系统与职业教育系统的文化契合点，有利于二者产教互动，共同打造产教融合新型载体，切实解决人才培养和产业发展“两张皮”问题。

其次，产教双方的文化发展逻辑不同。

由于产业系统在文化逻辑上是以技术行为为主，其文化的生成与培育会沿着技术行为的轨迹前行，其核心特质是效率，因此从理论上说，包括行业企业在内的产业系统要想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生存下去，要想在竞争中持续保持优势，必须依靠效率。正如著名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指出的：“产业社会唯一的法则是效率法则。”所谓的效率，通俗地讲，就是用最少的资源（土地、资本、人力等）创造最大的价值。而职业教育系统在文化逻辑上是以育人行为为主，其文化的生成与培养是沿着育人行为的轨迹而展开，其核心特质是质量，因为办学质量的评价指标主要基于人才培养质量，这是众多职业院校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取得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而效率和质量如何有效统筹，是丰富产教融合办学形态、优化产教融合合作模式的关键所在。

为此，应丰富产教融合的办学形态，推动校企共建共管产业学院，延伸职业院校的办学空间。产业学院植根于产业但同时也承担着育人功能，融人才培养、技术研发、社会服务等功能于一体，其所具有的产教协同优势本质上是产业系统效率文化与职业教育系统质量文化共通共融的结果。为此，通过校企共建共管产业学院，将双方的文化发展逻辑有效匹配，可推动产业学院产教协同优势有效转化为培养高技能人才的新动能。

再其次，产教双方的文化取向不同。

马克思认为，“企业的功能在于生产，但生产并非企业唯一功能”。对于企业来说，除了生产还要开展各种社会性的经济活动，如实现技术创新，把创新技术应用于生产当中。在文化取向上，产业系统偏向于营利性，即通过产教深度融合实现生产效率最大化。而职业教育系统承担的主要职能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其文化取向偏向于公益性，即通过产教深度融合实现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出于自身文化取向的考量，产业系统深度参与产教融合、开展校企合作的动力不足，究其原因就在于企业追求的是经济效益，而职业院校追求的是社会效益，这导致以行业企业为主体的产业系统和以职业院校为主体的职业教育系统在文化取向上未能找到深度合作的契合点，在产教融合中“各行其是”。但值得指出的是，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本身就是一项人力资源开发活动，高技能人才的培养一开始就与职业岗位相联系，这就决定了在文化取向上，职业教育系统与产业系统具有深度合作的基础。

职业教育系统与产业系统之间的深度合作必须围绕人才培养而展开，而构建产教融合共同体是推动职业教育系统与产业系统深度合作的关键所在。产教融合共同体的构建首先在认识层面，产教双方要有共同的愿景，即培养高技能人才；其次在行动层面，需要产教双方进行有效对话、沟通，因为共同体共识需要经过相互承认、反复沟通和理性取舍才能达成。如此方能在文化取向上具有一致性，进而激发产教双方主动参与产教融合的内生动力。

实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赋能提升行动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充分筑牢产教双方主动参与产教融合的文化基础，推动产教双方对接衔接，形成一致的行动目标，从而构建产教融合共同体，加快形成产教良性互动、校企优势互补的产教深度融合发展格局，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支撑。

（作者：钟世潋系西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