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指一挥间，三十年倏忽而逝。回首往昔，往事历历在目。1993年，《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创刊之际，我刚从英国留学归来。海外两年的留学经历，不仅让我了解到以福斯特职业教育思想为代表的先进职业教育理念，而且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对于国外职教经验要“兼容并包，择优而用，形成自我特色”。1998年，我与钟启泉、钱景舫两位教授共同承担了上海市教委“关于上海市职业教育课程与教学改革”的委托项目，并由我担任理论组组长。世纪之交，着眼全球视野，立足本土实践，我和研究团队围绕职业教育课程与教学改革主题，发表了系列学术论文。《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改革中的问题与思路》正是这段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文章之一，该文系统回顾了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改革中存在的关键问题，并明确提出了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的未来方向与创新之路。

一、在职业教育改革最艰深处砥砺前行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重新确立了职业教育在中等教育阶段的重要地位。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稳定中等职业教育发展规模，推进普职协调发展的基本方针得以确定。从1985年到1997年，我国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教育在校生比例基本维持在1：1左右。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关于普通中等专业学校招生并轨改革的意见》的颁布，国家教委、国家计委提出，鼓励毕业生自主择业，废除中专毕业生就业包分配制度，中专生不再包分配，所谓的“铁饭碗”逐渐成为“过去时”。与此同时，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推动下，高等教育开始大规模扩招，中专学历的贬值效应日益凸显，职业院校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学历劣势也得到放大。在以上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职业教育的吸引力不断下降，职业教育逐渐沦为低于普通教育的“次等教育”，其作为类型教育的“合法性”屡屡受到质疑与排斥。受此影响，中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连年萎缩，在世纪之交进入谷底，普职比大体相当的政策底线受到极大挑战。一直到2005年以后，中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才逐渐出现恢复性增长。

为了提升职业教育的吸引力，改善职业教育的办学形象，我国在2002年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并在2005年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彼时，在上述政策的带动之下，职业教育的招生规模开始有了一定的反弹，但与我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预期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尤其是课程建设质量堪忧，未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课程范式。

作为职业教育改革的关键环节，课程建设质量直接关乎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水平，深化职业教育课程改革是一个永不过时的话题。从20世纪90年代起，我就一直关注职业教育课程建设的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并在《外国教育资料》（现更名为《全球教育展望》）发表了《英国能力本位的职业教育与培训》《职业能力与职业标准》《战后世界职教课程发展的基本走向与变革趋势》《当前职业课程开发中的设计》《职教课程内容开发研究》《职教课程目标的开发研究》《职教课程实施中的问题与趋势》等一系列文章。从世界范围来看，课程早已成为全球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所关注的重要内容。深刻把握世界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的基本走向，不仅有利于了解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的基本趋势，而且可以为深化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改革提供科学依据。在前述研究基础上，我在世纪之交所主持的“关于上海市职业教育课程与教学改革”的委托项目中，努力将世界先进的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理念融入到本土实践中去。经过几年的不懈探索，形成对职业教育课程改革基本问题的系统认识，于是就有了写作的冲动。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改革中的问题与思路》一文由此撰写而成。

二、直面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的重大问题

世纪之交，以上海市、江苏省为代表的一批省市在职业教育课程改革方面展开一系列探索与实践，推动职业教育课程进入新一轮的改革高潮。彼时，在参与上海职业教育课程改革过程中，我发现了事关职业教育课程改革方向的四个重大问题。

一是学生专深职业能力的发展问题。作为一种典型的跨界教育，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时常会面临来自产业界的挑战与质疑。由于长期以来未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课程模式，导致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水平未能很好地满足企业的用人需求。甚至有企业提出，职业院校学生三年仍学不会的技能，企业职业培训只需几个月就能熟练掌握。尽管可以从实训设备不足、理论基础不牢等方面找原因，但不可忽视的事实是，在劳动力市场工作任务日益复杂的趋势下，职业院校在培养学生专深职业能力方面仍然较为薄弱。在劳动力市场中，职业院校毕业生的岗位竞争力并不突出，甚至出现与民工争抢岗位的情况。如果不解决职业院校学生专深职业能力的培养问题，那么很难将职业教育与职业培训真正区分开来。

二是学生学习准备的不足问题。在以分数为导向的分流制度下，进入职业院校学习的学生大多学习基础较差，尤其是在学习普通文化课程方面较为吃力。这种学习上的准备不足涉及知识和学习心理两个方面。从知识方面来看，进入职业院校的学生学习积极性普遍不高、学习结构也是非常不理想。从学习心理方面来看，多年的学习成绩不佳以及来自家长、老师的责备、冷漠，在学生心中深深地积淀了对普通文化课程的厌恶。职业院校的差生问题大多是在基础教育阶段遗留的，在分流制度不变的情况下，提升普通文化课程的学习效率无疑将持续面临艰巨挑战。

三是学分制实施的困境问题。在职业教育课程改革过程中，学分制作为对学年制的重要补充，得到广泛应用。然而，学分制的应用在实践中也遇到一系列困境，反映出不少现实问题。例如，教师难以开出足够的选修课，学生往往选修那些有趣又容易通过但教育价值不高的课程，重修时会面临课程安排上的冲突，常规班级打破后加大了学生管理的难度，教学管理不堪重负，没课的时间学生无所适从等等。在经历了学分制改革之后，甚至有教师开始质疑学分制的存在价值。

四是教师在课程改革中的主体缺失问题。作为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的直接参与者，教师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决定着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理念能否真正落到实处。职业教育课程改革最大的动力来自教师，最大的阻力也来自教师。之所以会产生阻力，一方面源自教师的传统观念，多年受学科教育的经历使得许多教师不愿意转变传统的学科观念、不愿打破学科体系；另一方面源自工作量的计算方式，教师参与课程改革所产生的工作量未能得到科学计算，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教师参与课程改革与绩效考核、岗位评聘、职称评审的联系不是很强。

三、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课程改革路径

彼时，作为上海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的直接参与者，我逐渐认识到，只有基于我们的问题进行深入的理论探索，才能更好地吸收发达国家的职业教育课程思想，也才能建构中国所特有的职业教育课程模式。为有针对性地破解职业教育课程改革所存在的难题，文章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提出可能的破解之策。

一是开发具有本土特征的职业教育项目课程。为有效提升职业院校学生的职业能力，不少学校及教师展开经验性探索。其中，职业教育项目课程得到最为广泛地应用。所谓项目课程，即改变以知识为基础设计课程的传统，换之以工作任务为中心来组织知识和专业课程内容，以岗位能力为基础来设计课程。通过基于工作过程的学习，提高学生的上岗能力，职业教育项目课程可以增强毕业生的就业能力。通过“真实”环境下的“做中学、做中教”，职业教育项目课程可以让学生学起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学习成效，这符合职业教育的特性与职校生的认知特点。

二是探索创新普通文化课程教学模式。无论中职还是高职，普通文化课程都是其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只不过比重有所差异。为解决学生学习准备不足的问题，需要改革传统的普通文化课程，采用更加符合职校生认知特点的教学模式。设置普通文化课程的理论依据应当是能在不同职业之间广泛迁移的关键能力，它与专业能力是并列关系，其目标只能是依据职业教育的性质与可能分配的课时数来综合考虑。由此，职业院校普通文化课程只能在教学方法层面改革，采用与专业活动相结合的方式教授已经编制好的知识体系。

三是广泛开展学生职业生涯发展指导。职业教育学分制的有效推进需要明确其理论基础，不能简单套用普通教育学分制满足学生个性发展需要这一理论基础，而应该将先前学习经历作为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需要在职业院校系统开展学生职业生涯发展指导。通过面向全体的“生涯规划”课程与面向个体的“生涯指导”服务来帮助每一位学生明确他们的职业生涯发展方向，明确学生的先前知识和技能基础，以及知识和技能的薄弱环节，进而确定选课范围，从而为学分制的推广奠定现实基础。

四是构建鼓励教师参与课程改革的制度环境。在职业教育课程改革过程中，课程专家的作用只能是引领，提供职业教育课程理念与开发技术指导，改革的任务最终必须由教师自己去完成。教师只有参与课程开发，才可能更深刻地领会课程改革精神，从而更好地贯彻新课程改革理念。对于参与职业教育课程开发的教师，要适当考虑其课时数，减轻其工作量考核压力，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让教师有时间、有精力、有兴趣参与职业教育课程改革。

四、继续作好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的“大文章”

这篇文章写于2005年，发表于2006年，距今已过去将近20年。应该说，文章的写作具有一定的历史背景，但其所蕴含的核心理念仍不过时。

作为能力本位职业教育课程的典型代表，经过不懈地探索，职业教育项目课程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也得到越来越多职业院校的关注与认可，职业教育项目课程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广泛推广与应用。不少地区在普通文化课程改革方面做出不少有益的尝试，如何将普通文化课程与专业课程有机融合仍然是值得探讨的话题。文章所提出的两个“注意”——注意并非所有的普通文化知识都能与专业课程相结合，注意不要在普通文化知识与专业课程之间建立机械联系，在今天看来仍有适用价值。在推动学生进行生涯指导方面，国家、地方和职业院校均作出了不少努力，如职业教育活动周、职业院校开放日，以及各种形式的职业启蒙教育等。但职业院校学生生涯指导与其专业发展的相关性还有待提高，需要关注学生当下生涯发展的基础状况，并为学生提供更有针对性的生涯指导。相比以往，教师参与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的积极性与深度都有所提高，但相关的激励机制在不同学校仍存在较大差异，激励机制还不够健全。

当然，时过境迁，当下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改革所面临的挑战已经有所不同，并对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的方向与思路带来较大影响。在坚持职业教育课程改革核心理念的基础上，需要直面现实挑战，不断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一是直面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所带来的挑战。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智能化生产系统得到广泛应用，并对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带来冲击，传统的以职业能力分析为核心的课程开发方法受到挑战，需要适当融入工作系统化理念以解决这一问题。二是直面职业教育高移化所带来的挑战。中等职业教育逐渐从就业导向转变为升学与就业并重的基础导向，中高职衔接、中本衔接项目得到广泛推广，但其实质仍然是课程衔接，如何做到课程的一体化设计值得在理论与实践层面深入研究。三是直面教育整体数字化转型所带来的挑战。教育数字化转型是一个系统工程，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均带来重要冲击，要积极回应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对课程改革提出的新要求，探索构建适应数字化升级需要的职业教育课程改革新范式。

五、三十而立孚众望，而今迈步从头越

今年恰逢《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创新三十周年，作为杂志的钟情读者和热情作者，我由衷地感到高兴与欣慰。三十而立是一个人走向成熟的开端，也是一本学术期刊迈向辉煌的基石。从2000年开始，我和学生陆续在《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发表了50余篇文章，亲眼见证了《中国职业技术教育》不断走向成熟的整个发展历程。

作为国内唯一一家“国”字头的职业教育学术刊物，《中国职业技术教育》三十年来始终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关注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大议题，并形成自身鲜明的品牌特色。《中国职业技术教育》现有理论版、教学版和综合版三个版本，集政策指导性、学术理论性与实践应用性于一身，不仅是党和国家职教政策信息发布的权威平台，而且是职业教育理论研究者思维碰撞、观点切磋的学术阵地，还是职业教育实践工作者交流经验、分享成果的重要窗口。

在《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创刊三十周年之际，喜悦的同时，也多了几许期待。一是期待《中国职业技术教育》更加关注学术争鸣。理论也许不能直接“生产面包”，但可以“让面包更有味道”。学术争鸣的价值和意义也正在于追求理论上的创新，这是推动职业技术教育学科发展的基础工作。建议杂志可以增加一些学术争鸣类的栏目，围绕职业教育研究领域的重点、难点与热点问题等，组织专家学者展开学术探讨，以开百家之言，促职业教育理论研究之繁荣。二是期待《中国职业技术教育》更加关注调查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重视调查研究，善于调查研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谋划发展蓝图、作出正确决策，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中国职教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样离不开调查研究。建议杂志多关注调查研究成果，了解职教一线工作实践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善于捕捉职教事业发展过程中所涌现出的典型经验与做法，加强对职教教学成果的宣传与推介。三是期待《中国职业技术教育》更加关注青年学者。青年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是全社会最积极、最活跃、最富朝气的一支力量，是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希望。刚刚步入而立之年的《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同样是一本“青年”杂志，理应对青年学者予以更多关注。虽然与成熟的专家学者相比，青年学者大多有几分稚嫩，但新一代青年学者也有他们的优势所在，大多经历了系统完整的职业教育研究“科班”训练。如杂志一样，学者的成长同样要经历一个从青涩到成熟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离不开杂志的呵护与关照。在“春天”培育一批青年学者，假以时日，在“秋天”收获的必将是“果实”。（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名誉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石伟平）